大宋才子黃庭堅書學思想淺窺

黃庭堅（1045——1105年），字魯直，號涪翁、山谷。與秦觀、張耒、晁補之并稱為“蘇門四學士”。北宋著名“江西詩派”領袖。與蘇軾齊名，兩人私交極厚，藝術上相互激勵，政治上同聲相求。不幸為奸佞所忌，一生蹇蹇。書法諸體兼工，行書草書尤能自出新意。有大量書論傳世，輯為《山谷題跋》。

黃庭堅一生顛沛流離，經常處于饑寒交迫中，但一生的信念、追求從不因此稍減。他在與朋友交往中時時不忘以人格名節相砥礪，把藝術視為磨礪人生境界的一種方式，將自己的人生哲學引入藝術之中。黃庭堅極為重視書寫者的人格修養，認為書法家除了具備高超的書寫技藝，還要有高尚的道德品格，他說：“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 又廣之以圣哲之學, 書乃可貴; 若其靈府無程, 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嘗為少年言, 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為, 唯不可俗, 俗便不可醫也。”什么樣的人才不是俗人呢？黃庭堅又解釋道“視其平居無以異于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平居終日，如含瓦石，臨事一籌不畫，此俗人也。”遇到大事是否能泰然處之、堅持原則是脫俗的第一要務。顯然，這種人格是儒家“君子”的理想模式。

黃庭堅認為，書法境界是否能夠高妙，根本原因在于學養和胸次。他說蘇東坡：“胸中有萬卷書，下筆無一點塵俗氣”“學問文章之氣郁郁芊芊發于筆墨之間，此所以他人終莫能及爾”。又批評王著，認為他的書法雖然極善用筆，但“若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皆渠儂胸之罪，非學者不盡功也。”

黃庭堅論書，最重視書中之“韻”。“韻”既包含他對書法美的認識，又是他衡量書法價值的準則。比如他評價王晉卿收藏的書畫作品“書畫以韻為主，足下囊中物無不以千金購取，所病者韻耳”，評價徐浩“少令韻勝，則可與稚恭并驅爭先可也”，認為王著“美而病韻”，周越“勁而病韻”等等。至于什么是“韻”呢？黃庭堅的弟子范溫，曾對此做出講解，說“有余意之謂韻……嘗聞之撞鐘，大聲已去，余音復來，悠揚婉轉，聲外之音，其是之謂矣”。又進一步解釋說“且以文章言之, 有巧麗, 有雄偉, 有奇, 有巧, 有典, 有富, 有深, 有穩, 有清, 有古。有此一者, 則可以立于世而成名矣。然而一不備焉, 不足以為韻, 眾善皆備而露才見長, 亦不足以為韻。必也備眾善而自韜晦, 行于簡易閑淡之中, 而有深遠無窮之味。”可見，書之“韻”在于含蓄而有余意。

黃庭堅喜歡用禪理來闡釋自己的藝術主張，他的創新思維多半來自禪宗惠能一派，屬于佛教里的革新派，主張不立法門，反對因循故轍，講究頓悟。他曾評價“王著如小僧縛律，李建中如講僧參禪，楊凝式如散僧入圣”，認為“歐、虞、褚、薛、徐、沈輩，皆為法度所窘”，只有顏真卿“蕭然出于繩墨之外而卒與之合哉”。太拘泥于一般的造型規律，會為“為法度所窘”，“蕭然出于繩墨之外”而神理卻妙契前人，這才是黃庭堅贊賞的境界。“隨人作計終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一味臨摹古人，不能顯示自我的價值，所以黃庭堅提倡突破成法。

與蘇軾一樣，黃庭堅雖然極重創作自由，不愿受古人成法約束，但他對傳統對藝術的基本規律依然十分看重。哪怕是以狂放著稱的張旭，黃庭堅也認為張旭狂草最可貴的地方是放縱而不離法度，認為世間流傳的狂草“不入右軍父子繩墨者，皆非長史筆跡也”。

所以，黃庭堅認為學好書法的前提是認真臨摹古法書，必須十分專注，要做到“入神”。他指出“學書時時臨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惟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路”，“古人學書不盡臨摹，張古人書于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時隨人意”。要善于領略古人的筆法，認為“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直須具此眼者乃能知之”。要善于學習古人的長處，而非簡單的亦步亦趨，他說“《蘭亭》雖是行書之宗，然不必一筆一畫為準。譬如周公、孔子不能無小過，過而不害其聰明睿圣，所以為圣人，不善學者，即圣人之過而學之，故弊于一曲”。在對書法審美的追求上，黃庭堅認為要“拙多于巧”“筆法雖欲清勁，必以質厚為本”，鄙薄輕佻裝飾，崇尚質厚端正。

黃庭堅的書學思想是革新的、個性化的。他強調作者的胸襟、懷抱、學養等精神價值，無關“工巧”。認為書法要適應文人的審美趣味，強調“韻勝”，把書法的價值引向作品的內在部分，后人推崇的“文人氣”“書卷氣”皆發源于此，由此開辟了新的書法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