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大宋才子黃庭堅書法的幾點臆說

作為宋四家之一，關于黃庭堅書法的題跋評說及當代各類研究成果甚豐，然筆者以為尚有未盡處。本文以“書是君子之藝”為題，探討了書法作為人格之象征，黃庭堅是如何在堅持個性、不斷提升藝術境界的過程中，使技道兩進，人生理想與精神世界亦不斷升華的，而其書法審美之核心“韻勝”“學問文章之氣”及雅俗觀等系之于此。以“它山之石”為題，析說了黃庭堅高視王安石書法并研習以至于亂真的意義。以“穿域蹋鞠”為題，自蘇東坡評黃書的微辭，敘及黃氏學書的困頓狀態，以及黃書之進境。以“字中有筆”為題，關注黃氏學習古法，尤其是篆籀筆法入草，如何使審美體驗化為己用等諸多問題，指出其書法如同其詩法，是臻神妙之境，卻不能無意，等等。

從黃庭堅書論中不難看出，他極為重視古法，并以“二王”、顏真卿、楊凝式為最杰出的傳承典范，念茲在茲，以此量說余子及說明學書要旨。對比黃氏作品，崇尚并學習古法而面目卻相去甚遠，何耶？如果僅據其《以右軍書數種贈邱十四》“隨人作計終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詩句來解釋其看重個性而力求出新，無疑是正確的。但回味之余，總覺得猶有未足，且不免空泛之嫌。迄今為止，關于黃庭堅書法和書學思想的研究甚夥，筆者亦偶有所得，特于此獻芹，以共襄盛舉。

宋　黃庭堅　行楷書致云夫七弟札　縱32.6cm　橫65.4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宋　黃庭堅　行楷書致云夫七弟札（局部）

書是君子之藝

自漢以降，士大夫自高位置，對書法持有偏見的事例言語屢見載籍，而在尚書的社會大風氣之下，又不得不相與事之。據《后漢書》之《蔡邕傳》《楊震傳》《陽球傳》記敘，靈帝開鴻都門學，廣擇工書、美辭賦者入仕，待以不次之位，引起清流士大夫的強烈不滿并上書阻諫，是其恥與寒門工書士人為伍之始。魏晉南朝寒門書家不被社會承認，即權輿于此。又，據《四體書勢》記載，梁鵠以善書官至選部尚書，后投奔劉表，及曹操破荊州，募求之，鵠懼而自縛詣門，命其于秘書省“以勤書自效”。初，梁鵠偷師于鴻都門中名家師宜官，復以書仕宦，更被責令于秘書省抄錄文書秘籍，出身既微，職司亦卑，縱有曹操賞悅其書，仍不免為人役使之名。又述三國時韋誕官武都太守，本應建功立業，翻“以能書留補侍中”，遍書“魏氏寶器銘題”，與侍書輩等同。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云：

魏明帝起凌云臺，誤先釘榜而未題，以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之，使就榜書之。榜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擲其筆，比下焚之。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

宋　黃庭堅　行書山預帖　縱31.2cm　橫26.8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書斷·妙品》述其事“因致危懼，頭鬢皆白。既下，誡子孫無為大字楷法”，士大夫以工書被吊籠升至高處題榜，被眾人觀瞻，實在有辱斯文，加之恐懼，悔恨無已，乃告誡子孫，勿效其能。《晉書·王獻之傳》載，太元中新起太極殿，謝安欲使獻之題榜，因述韋誕之事以為暗示，獻之乃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王獻之善書之名天下盡知，但能自重，嚴詞拒絕，以魏帝失德國祚不長為說，足見風骨。《宋書·羊欣傳》述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欣書，常辭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為其后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這也是寧肯受辱，也不愿為權貴役使作書的事例。對此，顏之推在《顏氏家訓·雜藝》中告誡子孫“真、草書跡，微須留意”，以免在尚書風氣中因書拙而受困境，復云：

然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為人所役使，更覺為累。韋仲將遺誡，深有以也。

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惟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蕭子云每嘆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弘義，自謂可觀，惟以筆跡得名，亦異事也。”王褒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后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書工，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耶？”以此觀之，慎勿以書自命。

宋　黃庭堅　行書小子相書帖　縱31.3cm　橫33.3cm　上海博物館藏

顏氏深知利害，誡子孫警醒，不要以書自蔽，或為人役使。他沒有料到的是，后世子孫中仍有善書者、亦即堪與晉人分席的顏真卿。李之儀《姑溪居士論書》云：

文詞字畫，入人易深，然于立身行己了不相干。魯公忠義，皎如星日，猶以字畫幾至蒙昧。要之精于藝者，不可不謹也。

“猶以字畫幾至蒙昧”，意謂顏真卿猶以善書幾乎被書名所掩，或曰自蔽。對這種事情，徐浩在《論書》中表達出無奈：

余年在髫齔，便工翰墨，力不可強，勤而愈拙，區區碑石之間，矻矻幾案之上，亦古人所恥，吾豈忘情耶？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則殷鑒不遠，何學書為？必以一時風流，千里面目，斯亦愈于博弈，亞于文章矣。

道理都明白，卻不得不從俗預之，猶勝于下棋爭勝廢日，差可自慰了。

入宋，科舉廢除以書判取士之制，自是書法風氣為之一變，非天性好書者不學，這就需要士大夫重新解釋學書目的。歐陽修《試筆》引蘇舜欽語云：“明窗凈幾，筆硯紙墨皆極精良，自是人生一樂。”此乃寓樂于書。歐陽修亦言“學書消日”“有為物所樂之心”，即其有感而發。朱長文《續書斷·妙品》述蔡襄“不輕為人書”、拒敕命書《溫成皇后碑》而言“此待詔職也”語后復評云：

儒者之工書，所以自游息焉而已，豈若一技夫役役哉。古今能自重其書者，惟王獻之與君謨耳。

宋　黃庭堅　行書糟姜帖　 縱28.9cm　橫37.6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朱氏之言“游息”，出于《禮記·學記》：

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于學也，藏也，修也，息焉，游焉。

此本為《論語·述而》“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語中“游于藝”的解釋，簡言之，謂興藝促學，游藝寄心，藏之修之，乃君子所為。朱長文把評蔡襄書法引申到儒家修身志道的層面，很能反映宋代士大夫書家的尚書心態，書法成為展示人格、理想情操和觀念的一種有益的形式，得到世人的認可。蘇東坡《東坡題跋·題〈筆陣圖〉》云：

筆墨之跡，托于有形，有形則有弊，茍不至于無。而自樂于一時，聊寓其心，忘憂晚歲，則猶賢于博弈也。雖然，不假外物有守于內者，圣賢之高致也，惟顏子得之。

書法有形，有形則有工拙別異，辨之累心勞身，卻不能消除其形存在的意義。但能樂在其中，寄寓其心，則勝于下棋爭勝廢日。盡管如此，不憑借外物而能內守于心，惟亞圣顏回入其境界。言外之意，尋常人只能借助書法這種外物，是好書而目的不在于書，故爾不甘于為人役使，也不欲挾技而與世人爭短長。

綜上所述，這種有著深刻歷史淵源的書法觀念在黃庭堅身上，不僅有很好的體現，而且有創造性地發揮，于己于人皆然。《山谷老人刀筆》記云：

寫字，鄙事也，亦安用功？然賢于博弈，游息時聊而為之，能使筆力悉從腕中來筆尾上，直當得意。

宋　黃庭堅　行書惟清道人帖　縱29.3cm　橫31.8cm　故宮博物院藏

與他人的泛言不同，黃庭堅是從自己的書法實踐中體驗到真實的美感，使“游息”借助書法媒介變得真實具體，也更有意義，是技進乎道。在其人生陷入低谷時，這種體驗尤能發揮積極的作用，為其人格增添許多色彩。彼又云：

事業之余，輒臨寫數紙，頗勝弈棋廢日，無使筆意自有佳處。

此謂臨帖學古，不必刻意，而能與古人筆意暗合，亦即心契手調、自然流出者。其在《與宜春朱和叔》亦云：“余頗留意于學書，修身治經之余，誠勝他習，然要須以古人為師。”“治經”，傳統學術以經為首，舉經以概言其余，包括詩文。“以古人為師”，并非虛妄

應酬之辭，黃氏以一生的努力踐行之，至于何以不似古人，后又將有詳說。

黃庭堅之于書法，不僅能做到自娛自足，而且能從中感悟大美，助力人格。所以，黃氏相信字如其人，視作書如做人，這從其對他人書法的評價中得到了證實。黃氏《跋秦氏所置法帖》云：

風俗以道術為根源，其波瀾枝葉乃有所依而建立。古之能書者多矣，磨滅不可勝計，其傳者必有大過于人者耳。

道術，猶言思想認知、道德操行，有道，書法才能有所傍依而成就，非止于儒家。又其《跋東坡書道術后》云：

東坡平生好道術，聞輒行之，但不能久，又棄去。談道之篇傳世欲數百千字，皆能書其人所欲言，文章皆雄奇卓越，非人間語。嘗有海上道人評東坡，真蓬萊瀛洲方丈謫仙人也。流俗以造次顛沛、秋毫得失欲軒輊困頓之，亦疏矣哉。

宋　黃庭堅　行書制嬰香方帖　縱28.9cm　橫37.7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宋　黃庭堅　行書致德輿賢友札　縱26.9cm　橫37.7cm　故宮博物院藏

此東坡所好之道術偏在禪悅，但不止于佛學。東坡思想活躍，認知敏慧，文采絢爛，話語雄奇，卓犖出塵，瞻望弗及，道通圣賢，洞識天機。世人但以俗眼論其得失成敗，亦猶據陳、蔡之厄論于孔子，謬矣。黃氏此處雖未言及書法，但以東坡所持道術，無評已勝于有評，可以想見。又，因書及人、因人及書的評鑒方式，亦為黃氏題跋所常見。其《題絳本法帖》云：

觀王濛書，相見其人秀整，幾所謂毫發無遺恨者。

《書斷·能品》錄王濛“善隸書，法于鍾氏，形貌似而筋骨不備”，唐人呼楷為隸。濛女為皇后，官長山令，卒贈晉陽侯。黃評未言其書如何，但想見其人而已，“毫發無遺憾”之語兼概其人其書。又，《跋司馬溫公與潞公書》有云：

司馬溫公天下士也，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為律、身為度者也，觀此書猶可想見其風采。余嘗觀溫公《資治通鑒》草，雖數百卷，顛倒涂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己之度，蓋如此。

司馬光乃富學恭謹之士，所著《資治通鑒》手稿即便涂抹改竄，也絕不作草率之筆。黃氏未言其尺牘書法如何，徑自其人而入，則字如其人之意甚明。與其在《論書》中所評“溫公正書不甚善，而隸法極端勁，似其為人”大體一致。又，《跋富鄭公與潞公書》云：

富鄭公可謂盛德之士矣，所謂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也。觀此書，猶有凜然可敬之風采，其言論風旨，百世之大臣也。

宋　黃庭堅　行書致明叔同年札　縱28.5cm　橫20.5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富弼一代名相，黃氏于此先為評譽其人，觀其尺牘書法，一如斯人，而其中“言論風旨”盡顯其名相本色。《跋韓康公與潞公書》亦云：“韓康公忠信篤厚，垂紳正笏，凜然有不可犯之色。觀其書，有鋒芒，亦似其為人。”《跋林和靖書》云：“林處士書，清氣照人，其端勁有骨，亦似斯人涉世也。”凡此之類，均為人書如一、可以等量齊觀的例證。

與字如其人直接相關的是，人、書都要脫俗，這既是黃庭堅終身堅持的目標，也是評價他人書法的一個重要標準。黃氏《題王觀復書后》云：

此書雖未及工，要是無秋毫俗氣。蓋其人胸中塊壘不隨俗低昂，故能若是。今世人字字得古法，而俗氣可掬者，又何足貴哉。

書法不工而能脫俗，全賴其人格高尚，世人作字能得古法而“俗氣可掬”者，胸次不副也。黃氏于此排除書法惟以工拙定讞的做法，更多地傾向于人格高低、視人格為書法臧否的根源，其中固然有倫理教化的成分，但其合理而富有學術和藝術價值的認知，尤須引起重視。其《書繒卷后》云：

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圣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嘗為少年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老夫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于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平居終日如含瓦石，臨事一籌不畫，此俗人也。

宋　黃庭堅　行楷書送四十九侄詩卷　縱35.5cm　橫130.2cm　故宮博物院藏

宋　黃庭堅　行楷書送四十九侄詩卷（局部）

道義，儒家所尚之仁義道德，以圣賢之書增廣其用，而后“書乃可貴”，若心中空乏，即使筆墨堪比鍾、王，也只是俗人。俗人之書必俗，不俗也會被世人所輕，人既不足取，何況其書！但人之俗與不俗，關鍵看其臨事大節，這也是黃氏身體力行、為后世所尊崇的原因。

與脫俗直接相關的，除上述之心存道義和圣哲之學這一基本原則外，黃氏還提出三個標準。一曰士人不能隨世碌碌，二曰飽學，三曰得韻，各有側重，實則一體。欲求脫俗還有學古一項，但須參照前三者以定取舍。黃庭堅《跋周子發帖》云：

王著臨《蘭亭序》《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字》，皆妙絕，同時極善用筆。若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靖矣。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盡功也。

學古以至于“妙絕”，自非常人可以企及，但以入古而缺乏自我與新意高格，故爾病韻。其原因在于，讀書恨少，又隨世趨俗庸庸碌碌，致使胸次有虧，書法即失去根本依托。其中讀書一項，在其《跋東坡書〈遠景樓賦〉后》有云：

東坡書隨大小真行，皆有嫵媚可喜處。今俗子喜譏評東坡，彼蓋用翰林侍書之繩墨尺度，是其知法之意哉。余謂東坡書，學問文章之氣郁郁芊芊，發于筆墨之間，此所以他人終莫能及爾。

宋　黃庭堅　行草書致立之承奉札　縱27.1 cm　橫43.1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宋　黃庭堅　行草書致立之承奉札（局部）

“學問文章之氣”，后世換言“書卷氣”；或以人稱“士氣”“士夫氣”，復以名家遺墨裝池而別名“卷軸氣”。其中一個“發”字，實乃傳神之筆，意謂才學識見副于筆端，使書法筆墨所具有的神氣性情皆與之相應，頗富創見，對后世書法批評的影響極為深遠。“隨世碌碌”者，無獨立之人格、識見、行事和建樹，是俗人。“韻”的本意在人，移之入書，舉凡有個性且脫俗者、有古法而能變化者、姿媚清新者，均可以言韻。黃氏《題絳本法帖》云：

觀魏晉間人論事，皆語少而意密，大都有古人風澤，略可想見。論人物要是韻勝，為尤難得，蓄書者能以韻觀之，當得仿佛。

熟讀《世說新語》，即可與黃氏此論會意，上溯三代秦漢典籍，也不難體會“古人風澤”所自由來。黃氏由此想到魏晉風度中人物的“韻勝”，更提出以“韻”觀其書法，實屬的見。議者以為，黃氏論書最重一個“韻”字，不只其自魏晉風度觀察中得來，暗含其對魏晉古法的推崇，也是人書合一思想觀念的具體體現。當然，由人及書的見解，不始于黃氏，蔡襄《論書》早已有之：

書法惟風韻難及。虞書多粗糙，晉人書，雖非名家，亦自奕奕有一種風流蘊藉之氣。緣當時人物，以清簡相尚，虛曠為懷，修容發語，以韻相勝，散華落藻，自然可觀。可以精神解領，不可以言語求覓也。

宋　黃庭堅　草書諸上座卷　紙本　縱33cm　橫729.5cm　故宮博物院藏

宋　黃庭堅　草書諸上座卷（部分）

“風韻”一詞本用于評人，移之入書，宜為蔡氏首創。文中具體列舉了晉人生活的幾個側面，引導出從人的精神風貌到書法之自然流溢的客觀狀態，揭示出人書合一的必然之理，亦即“風韻”何以會暢達于人書之間的道妙所在。黃庭堅是否曾聞見其說，我們尚不清楚，但二公思想、藝術皆超絕，所見略同，惟蔡說具體而言之有物，自勝一籌。惜此佳思灼見未能得到同時之賢達響應，只有黃氏執著，將“韻”用于不同場合、不同對象，成為其書法批評中最耀眼的標準，也算是發揚光大了。

“韻”的廣泛運用，在宋代社會文化生活中“尚韻”的背景下，使書法批評這一新的視點被普遍接受，盡管如此，人們并不能確切地明瞭其中含義，今人則采用“脫俗”的模糊概念說之。黃庭堅《山谷別集·論作字》云：

晁美叔背議予書惟有韻耳，至于右軍波戈點畫，一筆無也。有附予者傳若言于陳留，余笑之曰：“若美叔書即與右軍合者，優孟扺掌談說乃孫叔敖耶？”

宋　黃庭堅?草書劉禹錫竹枝詞卷（局部）　縱30cm?橫182.1cm?浙江省博物館藏 

晁端彥私下對人評黃氏書無古法，“惟有韻”，得到本人認同，但反譏晁書“與右軍合者”，不過如優伶之模仿他人而已。黃氏于此語后引自作詩“隨人作計終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鮮明地表達了對待書法的態度，且終身以之。至于“韻”者為何，可以從黃氏另一論書語中看出端倪。《山谷題跋·論書》有云：“余書姿媚而乏老氣，自不足學。”此自謙之辭，但其“姿媚”二字，正是晁評“韻”之所系，“姿媚”美在形質，意出字外，與宋人賞悅的晉人風韻、姝麗的風韻一致，要妙在于獨具魅力而能動人。又，《跋周越書后》云：

周子發下筆沉著，是古人法，若使筆意姿媚似蘇子瞻，便覺行間茂密，去古人不遠矣，何止獨行于今代耶！

周越書“勁而病韻”，今天可以從其刻帖遺跡中得到印證。此跋所言其缺憾在于“筆意姿媚”不足，不能似蘇字之“行間茂密”，說明其書凋疏而乏蘊藉。周越用筆一味使力，故爾難免此病，非其功夫有虧，實胸次卑下、不能如東坡揮灑發于天然。黃氏跋東坡書喜用“韻勝”，于此反觀周越所缺，即知“韻”字評書之著力所在矣。

黃庭堅終身學古不輟，終身思考修正、提升不輟，危途恒多艱困，不為所動，終至于達成目標，完成“自成一家始逼真”的夙愿。“逼真”，內心所寄，人格外化之謂。所以，黃氏心中的書法與實踐，乃君子之藝，但追求書法完美只是表象和過程，底蘊在于不斷提升的人格與精神世界，而最終使“鄙事”變成輝煌，卓然挺立千載。張孝祥《于湖居士文集》卷二十八《跋山谷帖》有云：

字學至唐最勝……豫章先生，孝友文章，師表一世，咳唾之余，聞者興起，況其書又入神品，宜其傳寶百世。恭聞徽宗皇帝評公之書謂“如抱道足學之士，坐高車駟馬之上，橫斜高下，無不如意”。圣人之言，經也。晚學小生，尚安所云。

宋?黃庭堅?草書劉禹錫竹枝詞卷（局部）

斯評先述人品文章，后及于書，復引宋徽宗評語，可謂善評，亦深知山谷者。又，劉敏中《中庵集》卷十《題山谷帖后》亦云：

書，一藝耳。茍學者皆能之，然求所以其得法而盡其變化，卓然有成，以自立于世者，蓋百年之間，僅不過三數人而已……今觀山谷此帖，浩乎如行云，倏忽如流電，如驚蛇、如游龍，意態橫出，不主故常，當使人心動目眩，而莫知其然也。靜而察之，無一畫之違于理，嗚呼！可謂能盡草書之變矣。雖然，非其胸中貫之以天下之書，而充之以浩然之氣，則亦安能至于是哉？世之工書者，嘗試以是思之。至元乙酉六月朔題。

“浩然之氣”出于《孟子》，謂天地間至大至剛之氣，非圣賢君子不足以當之。以浩然之氣充之于“天下之書”，溢出而為草書，宜有是評，且有助于今天對黃氏其人其書的理解。

 取它山之石

在黃庭堅學書取法的時人中，對其影響最大的首推周越，可謂黃氏草書的奠基人，也是日后經常被其否定、貶斥的名家，以至于因之有“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1]的遺憾。二是蘇東坡，黃氏撰述文字中不曾言及，但楊萬里文集中有記載，[2]有學者考其遭貶后自謂厭惡元祐間作品，或與此有關。[3]三是王安石，前二人皆以書名世，而王氏書法不工，何以黃氏習之幾近亂真？抑其受王安石為相而從世人但知“趨時貴書”之風氣影響？[4]筆者讀書，凡及于宋人，輒疑此事。蘇東坡《跋王荊公書》云：“荊公書得無法之法，然不可學，無法故。”王書不師古法，率性由心，既無楷式，且將如何模擬？朱熹《晦庵論書》記云：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跡，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荊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于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

其貶意一望即知。不過，“大忙”與“躁擾急迫”前后呼應，大抵可以概括王書特點。與之相反，黃庭堅于王書每多稱譽。《跋王荊公書陶隱居墓中文》云：

王荊公書法奇古，似晉宋人筆墨，此固多聞廣見者之所欲得也。

宋拓?郁孤臺法帖黃庭堅草書選

“無法”而能“奇古”，又“似晉宋人筆墨”，不知所評何據。《題王荊公書后》又云“王荊公書得古人法，出于楊虛白”，“虛白”乃楊凝式號，斯言但出意會，亦無法得到驗證。黃氏還有一則《論書》，讀之頗有啟發。彼云：

士大夫學荊公書，但為橫風疾雨之勢，至于不著繩尺而有魏晉風氣，不復仿佛……近世惟顏魯公、楊少師特為絕倫。其妙于用筆，不好處亦嫵媚，大抵更無一點一畫俗氣。比來士大夫惟荊公有古人氣質而不端正，然筆間甚遒。

“橫風疾雨之勢”自王書“大忙”中來，“不著繩尺”言如“得無法之法”，“魏晉風氣”乃黃氏獨得，謂時人“趨時貴書”而紛紛效法，僅從“大忙”著眼，擬其形而無其“魏晉風氣”。所視惟王書“有古人氣質”，也是“大忙”中的“無法之法”，難道說古人都是“不著繩尺”書寫？既無古法，又何來“古人氣質”，實在令人不解。但黃氏于此評論中極為推崇顏真卿、楊凝式二人，宋人中惟王安石堪與之銜接，似乎透露出些許消息。顏真卿代表了唐書脫離魏晉風氣的分水嶺，卻被視為“二王”正傳；楊凝式學古而能不似，黃氏詩評有“世人盡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洛陽楊風子，下筆便到烏絲欄”之譽。[5]二人學古而俱成自家面目，是謂善學而深知于書者，黃氏以王安石廁身其后，是慧眼真知？抑惺惺相惜？黃氏《山谷老人刀筆》卷二十一有云：

鄙書無法，不足傳后，世俗浪謂之能，亦自不可解。誠有意書字，當遠法二王父子，近法顏、楊，乃能超俗出群。正使未能造微入妙，已自不為俗書。如蘇才翁兄弟、王荊公是也。雖然，要須先探其本耳。

蘇才翁兄弟，即蘇舜元、蘇舜欽，蔡襄成名之前的北宋書法代表人物，以王安石與之并列，足見對其推崇有加。黃氏前言己書“無法”，是謙抑之辭，實則其畢生孜孜以求的正是學古以至于“無法”中的自我，與王安石聲氣相通，而以“超俗出群”自重。

宋拓?郁孤臺法帖黃庭堅草書選

黃氏學王安石，但于其書論中無征。李之儀《姑溪居士論書·跋蘇黃陳書》述云：

魯直晚喜荊公行筆，其得意處，往往不能真贗。此乃未入川時所作。

據此可知，自“趨時貴書”中學王安石，比至晚歲（當在元祐、鄂州時），“得意處”他人已不能分別“真贗”，積功之深，似可想見。又，《跋荊國公書》云：

魯直嘗謂學顏魯公者，務期行筆遲重，開拓位置，取其似是而已。獨荊公書得其骨，君謨書得其肉。君謨喜書多學，意嘗規摹，而荊公則固知其未嘗學也。然其運筆如插兩翼，凌厲于霜空雕鶚之后。此其晚年所作，紙上直欲飛動，信所謂得之于心而應之于手，左右逢其原者也。

李氏推譽王安石書，但指出其并非如黃氏所言“得其骨”，“固知其未嘗學也”，似更可信。又《跋山谷書摩詰詩》亦云：

魯直此字，又云比他所作為勝。蓋嘗自贊，以為得王荊公筆法，自是行筆既爾，故自為成特之語。至荊公飄逸縱橫，略無凝滯，脫去前人一律，而訖能傳世，恐魯直未易到也。

李之儀據其聞見，述黃庭堅曾經“自贊”，“以為得王荊公筆法”，以證其書《摩詰詩》自許為佳書合作。但李氏不盡認同，以為王書用筆“飄逸縱橫，略無凝滯，脫去前人一律”的精髓，黃氏尚未達到。斯評可謂獨具只眼，王氏所書，皆由其心性，黃氏學之，不能無己，亦不能無意，以模仿比之原創，真贗差別還是能夠分辨出來的。對此，李之儀《跋山谷草書〈漁父詞〉十五章后》有很好的析說：

“家貧不辦素食，事忙不及草書”，此特一時之語爾。正不暇則行，行不暇則草，蓋理之常也。間有蔽于“不及”之語，而特于草字行筆，故為遲緩，從而加馳騁，以遂其蔽。久之，雖欲稍急，不可復得。

宋?黃庭堅?草書李白憶舊游詩卷?紙本?縱34.2cm?橫199.5cm?日本有鄰館藏

黃氏草書初師周越，筆速甚急，晚從遲緩，乃成自家面目，其論書語云“楷法欲如快馬入陣，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也。書字雖工拙在人，要須年高手硬，心意閑淡，乃入微耳”之言，[6]堪稱寫照。由此可見，用筆既從遲緩，再使“稍急，不可復得”，這也是黃氏自謂的佳書合作，并沒有體現王安石書法精髓的原因所在。

其實，無論是黃書用筆在急、緩之間的搖擺，還是學習王書以至于他人“不能真贗”，都只是皮毛。黃氏的真正用意，或盡在“不著繩尺而有魏晉風氣”上面，取其意而離其形，暗含了“二王”、顏真卿、楊凝式、王安石、黃庭堅之歷史序列的期許，完成“自成一家始逼真”的夙愿。對于推譽王安石，或許只是鍾馗打鬼的一種道具，習之以破除己書既有的程式與書寫習慣。宋四家皆有書論，惟黃庭堅數量最多，之所以一字不言學書于王安石者，恐其內心深處正做此想，亦未可知。不管怎樣，黃庭堅學習時人，應以摹效王安石最為用心，對其擺脫周越、蘇東坡以及前賢影響，明確個性書法格局至關重要，可謂它山之石了。

宋?黃庭堅  草書李白憶舊游詩卷（局部）

穿域蹋鞠

在探索的道路上，黃庭堅時常要面對譏評和質疑，但都未能動搖其心。黃氏《題晁無咎書后》有云：

聞吾友廖明略頗譏評無咎作字不古不今，所謂“女好無定姿，悅目即為姝”，是非特未定也。

好，謂貌美，美女沒有一定衡量的標準，賞心悅目即為姝麗。晁無咎書法的“不古不今”，正如評說美女，“是非特未定”。斯言雖然是在維護晁書，實則亦代表了黃氏對己書的自信。梁武帝《答陶隱居論書》有“適眼合心，便為甲科”語，宜為黃氏所本。同樣，黃氏念茲在茲的脫俗、韻勝，也沒有一定的程式和標準，要在清新入人，成就自我。不過，追求個性的歷程并非坦途，得失倚伏，真偽共生，若無千錘百煉，豈得心明意淡、風規老成！蘇東坡《跋黃魯直草書》云：

草書只要有筆。霍去病所謂不至學古兵法者，為過之。魯直書。去病穿域蹋鞠，此正不學古兵法之過也。學即不是，不學亦不可。

霍去病，漢驃騎將軍，勇冠三軍，有氣敢任。《漢書·霍去病傳》述云：“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者。’”又云：“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也。”漢武帝欲使人為霍去病教授吳起、孫子兵法，其答云將帥臨敵，應視具體情況謀定方略，不需要學習古人兵法。在黃氏看來，作草書最重要的是善于用筆，筆乃形質、精神所系，既要問津于古，又不能為古法所囿。亦即古兵法還是要學，即如作字須學古法，不學則易蹈霍去病之過。又其出征匈奴，駐軍塞外，士卒或因缺糧饑餓而不能自振，霍去病卻率人掘地為域，以蹋鞠為樂，是身為統帥者失察失職。蹋鞠，猶今語“踢球”，亦名“蹴鞠”，其起源甚早，漢代頗為流行。據東漢李尤《鞠城銘》可知，其場地以方墻圍出，狀像城池，故名“鞠城”，文中“圓鞠方墻，仿象陰陽”即此之謂。塞外無法構置方墻，霍去病乃使人掘地為坑穴，四壁即其方墻，其工程量之大，耗時費力，正是東坡所謂“不學古兵法之過”。在東坡看來，山谷草書如同霍去病“穿域蹋鞠”，遷就于形式，不能靈活變通，少古法而多于自任。文末結論道，學古而泥古是錯誤的，但不學古法以汲取前賢精華則自絕于誘進之途，二者間如何權衡變通，實屬不易。

宋?黃庭堅?行書跋東坡墨跡?縱29.5cm?橫42.8cm?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 

東坡此跋時間不詳，依理求之，或疑其乃就黃氏入川前之草書而言，亦本人日后所厭者。然則東坡《跋山谷草書》亦云：

曇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草書一軸，問此書如何。坡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吾于黔安亦云，他日黔安當捧腹軒渠也。”

《南史·張融傳》云：“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以南齊張融之能及言語，用譬于山谷，謂其自信而自任。東坡時在惠州，同年六月渡海，再謫居儋耳，至元符三年六月以大赦北還，凡三年。黃氏此軸草書，宜為五十一歲謫黔州之后至翌年歲杪之前，乃書法格局已定之際。東坡于此取春秋筆法，談笑間已知其微辭所在。又，黃氏《跋唐道人編余草稿》云：

此皆山谷老人棄紙，連山唐坦之編綴為藏書，可謂嗜學。然山谷在黔中時，字多隨意曲折，意到筆不到。及來僰道，舟中觀長年蕩槳，群丁拔棹，乃學少進，意之所到輒能用筆。然比之古人，入則重規疊矩，出則奔逸絕塵，安能得其仿佛耶！

黃氏自述與東坡所評相合，是謂黃書雖能，尚乏古法及精神依托，而隨后黃氏亦徹悟矣。

向前推，自黃庭堅書論中還可以見其時時自省的文字，發掘弊端，頗為準確，而在彼時尚不能自覺。一藝之難若此。雖如黃氏之學識，亦不乏障目而自惑者。其《書右軍〈文賦〉后》有云：

余在黔南，未覺書字綿弱，及移戎州，見舊書多可憎，大概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沉著痛快之語，但難為知音爾。

按，黃氏于元符元年五十四歲時自黔州遷移戎州，其時書名早著，尚且自伐如是。于此再向前推，即可知其原委。其《鍾離跋尾》云：

少時喜作草書，初不師承古人，但管中窺豹，稍稍推類為之，方事急時便以意成，久之或不自識也。比來更知所作韻俗，下筆不瀏離，如禪家粘皮帶骨語，因此不復作。

楊慎不知山谷磊落坦誠，而在引述此跋語后謂“山谷豈杜撰者，蓋自掊擊以教人耳”，[7]這是為尊者諱，也是想當然，不足取信。又，黃氏《跋與徐德修草書后》亦云：

錢穆父、蘇子瞻皆病予草書多俗筆，蓋予少時學周膳部書，初不自寤，以故久不作草。數年來猶覺湔拔塵埃氣未盡，故不欲為人書。

此語可與前跋并觀，宜為元祐間所感所思。“下筆不瀏離”，言點畫線條不能蕭散，纏繞牽裹太過，猶禪宗所謂“粘皮帶骨”。大草自唐張旭、懷素以降，學草書者易效其法，但求形似，字勢連綿，如一筆書然，有此做法，即與他人類同，是為“韻俗”，“塵埃氣未盡”者殆此。紹圣元年黃氏遭貶，客居黃龍山中時始有新得。其《書自作草書后》云：

紹圣甲戌，在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覺前所作太露芒角。若得明窗凈幾，筆墨調利，可作數千字不倦，但難得此時會爾。

黃氏不曾料想，此時所會之“草書三昧”，數年后也被自己否定了。其《元祐間大書淵明詩贈周元章》云：

觀十年前書，似非我筆墨耳。年衰病侵，百事不進，惟覺書字倍倍增勝。復于范君仲處見東坡惠州自書《所和陶令詩》一卷，詩與書皆奔軼絕塵，不可追及，又悵然自失也。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己未。

是年黃氏五十七歲，已屆書法老成之年，見東坡真跡，自以為“不可追及，又悵然自失”，可謂見賢思齊、學無止境，乃謙謙君子的典范。

宋?黃庭堅?草書廉頗藺相如列傳卷?紙本?縱32.5cm?橫1822.4cm?約書于紹圣二年（一〇九五）左右?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蘇、黃之異，或在于彼時東坡已人書俱老，至于平淡絢爛之境，無心自達，一派天機；山谷字法如其詩法，奇崛雕刻，我欲如是，而果然如是，堪為一代宗師，卻不能妙盡自然。蘇東坡《評草書》云：

書初無意于佳乃佳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時亦有意于學，此弊之極，遂至于周越、仲翼，無足怪者。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東坡喜為“快口語”，此所謂“不踐古人”，其實未曾遠離古人，但其天資、文采能驅使筆意縱橫，為古人所不備，足以快慰。所謂“無意于佳”，是人書俱老之境，山谷尚虧一分半分，而虧處在于專務奇崛，不能無意。“有意于學”，如周越、仲翼之流，泥古而韻俗；如山谷之離形取神，極盡變化，至于精微，卓然名家。雖然，“有意”的痕跡無法磨滅，或即其“悵然自失”處。金人王若虛曾引述山谷名言而為之評云：

魯直與其弟幼安書曰：“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物，如蚊蚋聚散，未嘗一事橫于胸中。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偶舞中節拍，人嘆其工，舞罷，則又蕭然矣。”此論甚高。然彼于文章翰墨實刻而好名者，殆未能充其言也。蓋嘗自跋其書云：“學書四十年，今夜所謂鰲山悟道書。”又曰：“星家言余六十不死，當至八十。茍如其言，當以善書名天下，是可喜也。”觀此二說，其得謂無心者乎？[8]

斯言與鄙見合，但山谷書妙盡在自創，艱難之巨，非外人可以想見，縱為一時快語，也在情理之中，不必苛求。又，《李致堯乞書書卷后》有云：

元符三年二月己酉夜，沐浴罷連引數杯，為成都李致堯作行草。耳熱眼花，忽然龍蛇入筆，學書四十年，今名所謂鰲山悟道書也。

宋?黃庭堅?草書廉頗藺相如列傳卷（局部）

按，鰲山，傳說上古神鰲所化，位于秦嶺中段，太白山西側，多人文故事及遺跡。于此悟道，言其書幾臻化境，與前謂“龍蛇入筆”呼應，乃得意之作。欣慰之語不必強與“好名”牽涉。又，黃氏《書自作草后贈曾公卷》記云：

崇寧四年二月庚戌夜，嘗余重醞一杯，遂至沉醉，視架上有凡子乞書紙，因以作草。方眼花耳熱，既作草書十數行，于是耳目聰明。細閱此書，端不可與凡子，因以遺南豐曾公卷。公卷胸中殊不凡，又喜學書故也。山谷老人年六十一，書成頗自喜，似楊少師耳。

山谷本能酒，后以妻故而罷酒肉，晚歲復飲，蓋胸中郁壘不得不澆之。此言飲其自釀一杯，即告沉醉。最后作草，興奮以至于“耳目聰明”，遂有神來之筆，無意于佳而自佳，自喜合作之余，以為似楊凝式“下筆便到烏絲欄”之妙。此本預為凡夫俗子之請而作，佳則別贈，免至明珠暗投。由此可以想見，即使黃氏到了晚年，思想依然活躍，諸般感受，皆于草書發之，始能精進如斯。惜是年九月仙逝，奈何。

字中有筆

秦文隸變伊始，本為文字書寫趨急適用，以是解散篆法，粗略便給。久之則有依筆順發生的點畫省略牽縈現象，如戰國末年云夢睡虎地四號墓出土的木牘家書。對此，后世只能按古老傳說，稱隸變初期的字跡為“隸草”或“草隸”，而系之以秦朝末年。至西漢武帝朝實行嚴厲的文字政策，隸變漸成分途發展之勢，一曰正體化，如河北定縣出土的昭、宣之際八角廊漢簡，逐漸取代小篆的正統地位；二曰草書體演進，施于日常尺牘和文章起草，而賴陳遵、劉睦之能，使草書得以發展，復以明帝、章帝之好，使草書為勝流所尚，自杜、崔以至于張芝，迄于大成。張芝是草書演進的分水嶺，《四體書勢》記其“下筆必為楷則”，意謂草書從實用更多地轉向藝術審美方面；又記張芝“匆匆不暇草書”之語，是因于楷則審美而轉向筆速遲緩。趙壹《非草書》述漢末學童受草書風氣影響，“皆廢倉頡、史籀，競以杜、崔為楷”，言其不學文字篆籀而改師名家草書；“私書相與，庶獨就書，云適迫遽，故不及草”，言其慕張芝而效其“匆匆不暇草書”的做法；“草本易而速，今反難而遲，失指多矣”，言新的草書風氣違背了草書宗旨。或有好事者，因于社會需求，取張芝草法重寫《急就篇》草書本字書，以便學童識讀摹寫。張懷瓘《書斷》所謂“呼史游草為章，因張伯英草而謂也”，即指《急就篇》后世易名為《急就章》、呼其字字獨立而謹嚴有法的草書為章草，以體現楷則之義。又，《急就篇》字書為西漢元帝時史官名“游”者所作，用隸書寫定，草書本出于漢末三國之際。[9]

宋　黃庭堅　行書臨蘇軾海棠詩卷（局部）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章草不敷實用，日常所用草書則由慣性前行，若《閣帖》中索靖、衛瓘諸帖、傳世陸機《平復帖》等，即可代表名家參預下的實用草書的發展，兼取實用與藝術審美，惟北南風氣有異。王羲之承前啟后，王獻之乃大其體制，有“一筆書”草名之雅譽。后世所謂“小草”者，多出大王；所謂“大草”者，由張旭上銜小王、下啟懷素，而殿軍者，黃庭堅也。不同之處在于，自小王篳路藍縷，旭、素之癲狂有加，用筆皆主急速，至黃氏返祖，遲緩而尚變化，可與張芝八百年后隔代呼應。江少虞《皇朝事實類苑》卷五十記云：“諺云：信速不及草書，家貧難為素食。言其難猝置也。”又，陳師道《答無咎畫苑》云：“卒行無好步，事忙不草書，能事莫促迫，快手多粗疏。”以此觀之，宋代草書緩作乃一時風氣，或與黃氏不無關系。黃氏《書自草李潮八分歌后》云：

元符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余將至青衣，吾宗舟子求余作草，撥忙作此，殊不工。古人云：囪囪（匆匆）不暇草，端不虛語。時涪翁年五十六矣。

宋　黃庭堅　行書致無咎通判學士札　縱30.8cm　橫64.7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宋　黃庭堅　行書致無咎通判學士札（局部）

撥忙作草，乃匆忙間應酬，不工也很正常，但引證古人之語，宜屬有所會心者。

草貴使轉，筆尚迅疾，而以點畫提按節之，此即孫過庭《書譜》“草以點畫為情性，使轉為形質”之意。筆疾須以力沉副之，乃生筋骨；力浮則輕滑，山谷所謂“姿媚是小疵，輕佻是大病”[10]即是。黃庭堅《自評元祐間字》有云：

往時王定國道余書不工，書工不工是不足計較事，然余未嘗心服。由今日觀之，定國之言誠不謬，蓋用筆不知禽（擒）縱，故字中無筆耳。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非深解宗趣，豈易言哉。

斯言可與其《書草老杜詩后與黃斌老》并觀：

予學草書三十余年，初以周越為師，故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后又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閑墨跡，乃窺筆法之妙。今來年老，賴作此書，如老病人扶杖隨意傾倒，不復能工。故異于今人書者，不紐提容止，強作態度耳。

“紐提容止”，義猶扭捏作態；不強作姿態，意謂轉向提升內美品格，“字中有筆”即其核心所在。

縱觀山谷書論，“字中有筆”是在強調筆力、筋骨、節奏（擒縱）變化之類的質感，以及在此基礎之上的精神流露處。禪宗偈語推重的“句中有眼”，出于古人論詩中的“詩眼”，以“眼”為名，謂其字（詞）能夠生動傳神，乃關鍵所在，山谷書論中多見此語。依常理，點畫字形的樣式均由筆法完成，“字中有筆”是自然而然的事實，其實不然。如果能做到山谷推重的皇象之“沉著痛快”，必然會感受到“字中有筆”的美感，如果筆滑力浮，抑一味使力，無論剛柔緩急，都不會凸顯點畫字形的質感，既無美感和生動，又何來精神流露處。黃氏《跋懷素〈千字文〉》云：

予嘗見懷素《自敘》草書數千字，用筆皆如以勁鐵畫剛木。此《千字》用筆不實，絕非素所作，書尾題字亦非君謨書，然此書亦不可棄，亞棲所不及也。

宋　黃庭堅　行書致景道十七使君札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以勁鐵畫剛木”，謂其點畫堅實沉重，與其《題化度寺碑》謂歐陽詢書乃“直木曲鐵法”，用意仿佛。又《跋李康年篆》稱其“晚寤籀篆，下筆自可意，直木曲鐵，得之自然”，這似可說明，黃庭堅評價懷素《自敘帖》用筆有如“以勁鐵畫剛木”般的質感，暗指其筆法出于篆籀。又其《跋翟公巽所藏石刻》亦稱柳公權《謝紫絲靸鞋帖》“筆勢往來如用鐵絲糾纏，誠得古人用筆意”，也是在用類似的喻說強調點畫的質感，以明確其傳神所在。山谷《跋〈贈元師此君軒詩〉》云：

近時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筆左右纏繞，遂號為草書耳，不知與科斗、篆、隸同法同意。數百年來，惟張長史、永州僧懷素及余三人悟此法耳。蘇才翁有悟處而不能盡其宗趣，其余碌碌耳。

是言與朱長文《續書斷·神品》評顏真卿書法“得篆籀義理，分隸之謹嚴”相若，然不如米芾《海岳名言》評顏真卿行書《爭座位帖》“有篆籀氣”“顏杰思也”之語直截。黃氏所言惟張旭、懷素及其本人之悟出于一轍，乃宋人對中鋒筆法運用與審美的延伸和拓展，在理論上，可以上溯至張懷瓘《評書藥石論》“書復于本，上則注于自然，次則歸乎篆籒，又其次者師于鍾、王”的觀點。就形質而言，宋人所見金石拓本中的篆籀之法，正如“直木曲鐵”“以勁鐵畫剛木”，或唐人口中的“如印印泥”“錐畫沙”“屋漏痕”等描述的狀態與美感一致，可能與宋人學書廣用傳拓有關。又，黃氏《跋翟公巽所藏石刻》云：

石鼓文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后人所能贗作。熟觀此書，可得正書行草法，非老夫臆說，蓋王右軍亦云爾。[11]

宋　黃庭堅　 行書致景道十七使君札（局部）

山谷書法皆主中鋒，知此言不虛。又其《評書》自述“余觀漢時石刻篆隸，頗得楷法”，屬意并同。“楷法”謂楷式、典范。系統梳理黃氏入川以后之書，即不難發現這種美感的日益強烈、明晰，其變化軌跡似亦不難體味。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行草》評黃書“雖昂藏郁拔，而神閑意秾，入門自媚。若其筆法瘦勁婉通，則自篆來”，可謂知音。

“字中有筆”的另一特點在于“年高手硬”和務求“奇崛”，主要見于草書。“手硬”，是精熟之后的“生”，董其昌《容臺別集》自評書之“因生得秀色”類此。然則黃氏的“手硬”不限于生，還有其孜孜以求的“奇崛”，其名作《諸上座帖》等晚年作品即其典型。在用筆遲緩的狀態中，求生、求奇崛應該是最佳選擇，也是脫俗、逼真的有效手段。樓鑰《攻瑰集》記云：

山谷草書《釣魚船上謝三郎》之詞后有云：“上藍寺燕堂夜半鬼出，助吾作字，故尤奇崛。”吾儕生晚，恨不識山谷上藍寺何等鬼物，乃得以夜半助奇崛之筆，此鬼正自不凡。

對此佚事，黃氏友人李之儀《姑溪居士論書·跋山谷草字》則云：

魯直晚年，草字尤工，得意處自謂優于懷素。此字則曰：“獨宿僧房，夜半鬼出，來助人意，故加奇特。”

二人所跋為同一事，均記黃氏自評，而文字有所出入，較之則當以“奇崛”于義為長，也契合山谷評書的修辭習慣。證之以《諸上座帖》等草書，通篇字勢欹側錯落，尤見奇崛。金代趙秉文《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二十《題涪翁草書〈文選〉書后》云：

涪翁參黃龍禪，有倒用如來印手段，故其書得筆外意。如莊周之談大方，不可端倪；如梵志之翻著襪，刺人眼睛。一夫九首，方相四目，夔一足，熊三足，猿裊藤，蟲食木，巨石根，老枿禿，恢詭譎怪，千態萬狀。然涪翁自謂中年以草書名世，惟東坡以為俗。此其暮年書也，知東坡之所謂俗，則知涪翁不俗矣，技進乎此矣。

黃氏草書《文選》今不傳，僅于趙秉文跋中見之，謂為“暮年書”。盡管其跡不傳，但據趙跋文辭夸飾，參以《諸上座帖》等暮年作品，其奇崛瑰偉之狀，略得想見，黃氏積四十年之力乃入化境，容有是評。

黃氏晚年于草書傾力最多，后世每使之與旭、素相較，或謂過于懷素，與長史雁行。依黃氏自述，謫居黔州期間，“未覺書字綿弱”，五十四歲移戎州以后，“見舊書多可憎，大概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沉著痛快語，但難為知音耳。”[12]與其五十七歲時《元祐間大書淵明詩贈周元章》所言“觀十年前書，似非我筆墨耳”大抵相合，均為“覺今是而昨非”的感慨。這表明，一代名家是在不斷地反思自省、探索前進的歷程中鍛煉成就的，其中還有一種介入因素，即山谷晚年重新拾起酒杯，以酒助興，減輕老病帶來的干擾，在“心不知手，手不知心”[13]的境界中徜徉。黃氏《書字作草后》記云：

余寓居開元寺之怡偲堂，坐見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顛長史、狂僧皆倚酒而通神入妙。余不飲酒忽十五年，雖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筆處時時蹇蹶，計遂不得復如醉時書也。顧況詠白發出嫁宮人云：“準擬人看似舊時。”山谷草書，無乃似之。

宋　黃庭堅　行書致公蘊知縣宣德札　縱30.4cm　橫43.5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宋　黃庭堅　行書致公蘊知縣宣德札（局部）

“江山之助”，謂山川壯美，足以開豁心胸，使靈感來筆上。酒能助人興奮，離開平時的理性狀態而進入感性，去掉理性思維的程式法度，肆意驅使筆墨而成自由的無我之境，以此心手兩忘，作字合者如有鬼神相助，乖者或留下稍存戲謔的瑕疵。據此跋語推測，黃氏復飲，或以其擬消除謫遷羈旅的困頓有關。與張旭、懷素的“倚酒而通神之妙”相比，己之“器不利”和行筆“時時蹇蹶”，應即失去酒的倚助使然。黃氏雖在言書，也是因寄所托，古今一理，略得想見。時黃氏初謫黔時，寓開元寺，年五十一，正值人、書雙困之際，與顧況“準擬人看似舊時”詩句的虛妄相似，嘆其書了無寸進也。與此相印證的是翌年黃氏草書李白《秋浦歌》十五首卷，其后自跋云：

余少頗學書，人多好之，惟錢穆父以為俗，初聞之不能不慊。已而自觀之，誠如錢公語，遂改度，稍去俗氣。既而人多不好，老來漸懶慢，無復堪事。人或以舊時意來乞作草，語之以今已不成書，輒不聽信，則為畫滿紙，雖不復入俗，亦不成書，使錢公見之，亦不知所以名之矣。摩圍閣老人題。

摩圍閣，蜀人呼天為“圍”，摩圍閣即摩天閣，開元寺山谷寄居處。“少頗學書”云云，謂元祐間事（四十一歲至四十八歲間）；“老來漸懶慢”，指知命遭貶謫竄，身心俱疲，為酬人請，則信手應之。其可喜者，已脫去元祐之俗，而新理異態，不知錢穆父當如何作評，其得意溢出言表。細審此卷，的確不乏信手涂畫之字，如某些字有意不循常規筆順，以期呈現意外效果；或不按傳統草法，或變形，或省簡；筆多輕細，刻意纏繞，既少筋骨，亦乏老氣；大潮之下，泥沙俱下，奇崛之余，龍蟲并雕；與草圣風采不侔，而有渲瀉之意。后移戎州，稱此時所作“多隨意曲折，意到筆不到”[14]或如前文所引其自評黔州時作品“見舊書多可憎，大概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可謂自知而善于自省者。然其少時作草書“但管中窺豹，稍稍推類為之，方事急時便以意成，久之或不自識”的痼疾，似尚未根除，亦不難窺知。汪珂玉《珊瑚網·書錄》卷五《黃文節公草書〈秋浦歌〉》錄王鏊評語云：

涪翁書太白詩十五首，筆法頗不類，故常或疑非真跡，此不知書故也……晚年之作，因與少時異矣，安得復以故我求之。其時或因筆勢猛氣，逸出常度，然不害其神駿也。

宋　黃庭堅　行書寒山子龐居士詩卷　縱29.1cm　橫213.8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宋　黃庭堅　行書寒山子龐居士詩卷（局部）

王鏊似亦看出此卷問題，而以“不害其神駿”為說，是不知黔州時山谷也。又，此卷結字之逾出常格，似借酒排遣，左沖右突，或正或欹，全憑興至，是以不能無失，而奇崛美勝之處，亦在在可見，此則日后移戎州而不廢者。

字勢奇崛乃為險勢，然并非專言結體的欹側和奇險變化，更重要的是內美和張力，如筋骨強健、險而實安之類。劉熙載《藝概·書概》論草書云：

草書尤重筆力。蓋草勢尚險，凡物險者易顛，非具有大力，奚以固之？

力生筋骨，力勁則筋骨強健，力沉則風神溢出，是草書之道，力勝乃第一要務。草書貴險，險則體勢飛動，氣貫神隨；險而不安，則易使字形篇章自亂陣腳；安須著力，無論筆勢緩急，均當以沉著痛快為法境。《書譜》有言：“夫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黃氏草書李白《秋浦歌》詩卷，疾遲并舉，但變化明顯，有柳公權“筆勢往來如用鐵絲糾纏”之狀，兼懷素圓瘦，惜力有未逮。依筆者觀之，尚虧移戎州后畫中多見之“節點”也。

黃氏賞譽唐賢“直木曲鐵”之法，卻久久未能實現。原因并不復雜，一則晉唐名家書字皆快，草書尤其迅疾，“力圓則潤，勢疾則澀，緊則勁，險則峻”[15]，山谷書字從緩，不好古法，只能別求。畫長枝蔓，筆力難到，楷行猶可，草書易傷軟緩，正如東坡謔戲之筆勢太瘦“幾如樹梢掛蛇”[16]之意。移戎州后，黃氏迎來自身的兩個重要變化。一是“年高手硬”，五十四歲抵戎州，至六十一歲仙逝，居七年，老邁病痛，生理機能自然退化，縱欲馳驟而手已不可得，筆勢遲緩而反入沉著，別具生氣。二是“心意閑淡”，小人當道，復出無望，漸至心平氣和，淡然忘情，乃能追微捕虛，探究草書三昧。晉唐草勢，皆主圓暢流美，山谷自周越、二蘇后上溯旭、素、高閑，不免會踵其步武，《秋浦歌》卷尚有遺蹤可尋。戎州以后，字勢奇崛，而筆意則隨心老成，漸至平淡，亦即平淡中的絢爛之境。所謂平淡絢爛，本出蘇東坡《與二郎侄書》論文語，此借指出山谷晚年草書境界。其中最引人入勝而百看不厭者，是用筆與晉唐圓暢流美不同，轉曲中似有若無、似無實在的折痕節點，使點畫線條有如老樹枯藤，平淡中涌動著郁勃生機，直木曲鐵之意若隱若現，與古法形異而神合。昔時評書所謂的“字中有筆”“草書只要有筆”，“凡書要拙多于巧”和洗盡鉛華的“烈婦態”，[17]真諦盡在于此。在黃氏的書面表達中，以“蓋用筆不知禽縱，故字中無筆”，禽（擒）縱猶言收放，包括疾澀、輕重之類的變化，但節點的呈現，較之古法則為別樣生動，更為奇崛增添了鮮活而獨特的含義。山谷行書以畫長易于平直帶過，故爾時用抖戰之筆節之，草書中亦頗多見。然則節點不全出于抖戰，而是泯其行跡，由手硬和生熟之法變化于畫中，以節度其筆勢轉引時的圓熟曲暢，老而能生，生中寓熟，自有意而至于隨心所欲，任筆所之。其實，黃氏于詩能創開“江西詩派”，令世人景從，于書法能與前賢方駕齊驅，堪稱雙璧，而個中甘苦，世間又有幾人得知。《東坡題跋·跋魯直為王晉卿小書〈爾雅〉》云：

魯直以平等觀作欹側字，以真實相出游戲法，以磊落人書細碎事，可謂三反。

前二反以佛學思想為參照，佛云眾生平等，但黃書欹側，并無平等之意；崇尚人性真實，作字卻不循成法，如同游戲；光明磊落之人應從大業，卻熱衷書法這種細碎的事情。東坡言書，一向從大處著眼，雖不及細節，欲能概括山谷一生所學。“欹側字”意在奇崛，“游戲法”是不循故常，“細碎事”乃注重枝末細節、若“字中有筆”之類。李日華《六研齋筆記》卷一有“樹古藤纏，水濺石泐，居然衲子風格”評語，差幾似之。

宋　黃庭堅　行楷書華嚴經疏卷（部分）　縱25.1cm?橫115cm?上海博物館藏

注釋：

[1]山谷題跋：卷七：書草老杜詩后與黃斌老[M].

[2]楊萬里.誠齋集：卷九十九：跋東坡小楷《心經》[M].云：“予每見山谷，自言學書于東坡，初亦嘸然，恐是下惠之魯男子也。今觀《心經》，乃知波瀾莫二。”又，張寧.方洲集：卷二十一：山谷書跋[M].云：“東坡嘗言：山谷學予書。今觀此卷，實類蘇筆，而勁逸不侔。”

[3][4]曹寶麟.中國書法史·宋遼金：卷第三章第三節[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

[5]黃庭堅《題楊凝式〈韭花帖〉》，按，“洛陽”或作“洛下”。

[6]倪濤.六藝之一錄：卷二百七十三[M].

[7]楊慎.丹鉛總錄：卷十五：書品[M].

[8]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卷三十二[M].所引山谷《書家弟幼安作草后》文字略有出入，詳《豫章先生文集》卷二十九.

[9]詳叢文俊.章草及其相關問題考略[J].中國書法，2008(10).

[10]黃庭堅.山谷老人刀筆：卷四：與宜春朱和叔[M].

[11]黃庭堅“王右軍亦云爾”之語，出自后人偽托的《題衛夫人〈筆陣圖〉后》，其《題范氏模〈蘭亭序〉》也有“右軍自言見秦篆及漢石經正書，書乃大進”之言，并誤。

[12]黃庭堅.書右軍《文賦》后[G]//豫章先生文集：卷二十八.

[13]黃庭堅.論黔州時字[G]//豫章先生文集：卷二十九.

[14]山谷題跋：卷九：跋唐道人編余草稿[M].

[15]傳王羲之.記白云先生書訣[A].載歷代書法論文選[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16]曾敏行.獨醒雜志[M].

[17]黃庭堅.李致堯乞書書卷后[G]//山谷題跋：卷七.

宋　黃庭堅　行書經伏波神祠詩拓本

黃庭堅（1045年6月12日—1105年9月30日），字魯直，乳名繩權，號清風閣、山谷道人、山谷老人、涪翁、涪皤、摩圍老人、黔安居士、八桂老人，世稱黃山谷、黃太史、黃文節、豫章先生。宋江南西路洪州府分寧人（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縣）人。祖籍浙江省金華市。北宋詩人黃庶之子，南宋中奉大夫黃相之父。北宋大孝子，《二十四孝》中“滌親溺器”故事的主角。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江西詩派開山之祖。

黃庭堅在詩、詞、散文、書、畫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黃庭堅與張耒、晁補之、秦觀都游學于蘇軾門下，合稱為“蘇門四學士”。黃庭堅的詩，被蘇軾稱為“山谷體”。黃庭堅的書法獨樹一格，自成一家，他和北宋書法家蘇軾、米芾和蔡襄齊名，世稱為“宋四家”。在文學界，黃庭堅生前與蘇軾齊名，時稱“蘇黃”。作品有《山谷詞》《豫章黃先生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