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真卿《西亭記》楷書殘碑欣賞

近期，一塊新發現的顏真卿碑《西亭記》亮相浙大藝術與考古博物館的開館大展。

碑文是這位唐代書法大家任湖州太守時所寫，正值他成熟時期，也是其從未露過面的一件書法作品。

顏碑存世寥寥，彌足珍貴。年初刷屏的東京的顏真卿大展中，就曾對顏碑在中國的具體存放地，特別制作地圖介紹。

《西亭記》殘碑的捐贈者是浙大校友林霄。他回憶自己并不是個好學生，經常翹課，雖然是理工科，卻有一次是逃跑去上海看盧浮宮油畫藝術大展，回校后寫檢討、挨處分……但藝術品實物卻在一個年輕人心中埋下種子，讓他后來走向收藏之路。

下文即是對這件顏碑的詳細介紹：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開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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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顏真卿楷書西亭記殘碑

唐大歷十二年（777）

石灰巖質

左側殘高112厘米，右側殘高133厘米

寬約95.5厘米，厚約40厘米

林霄、陳欽夫婦及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捐贈

拓片局部

顏真卿存世碑刻原石究竟有多少？很難有一個確切的數字。

今年年初，在日本顏真卿大展中，東京國立博物館特別制作了地圖，標識了十四塊顏真卿現存碑帖原石在中國的具體存放地。

相較于我們目前所見的顏氏作品，碑刻原石的存世數量幾乎寥寥，也愈發彌足珍貴。

在最為集中的西安碑林藏有七塊。西安碑林博物館研究員陳根遠先生所寫《來大唐故都看顏真卿》，其中就將這顏書七碑比作中國書法史上的北斗七星。

而如今，十余件顏碑新增一件，無疑是莫大的驚喜與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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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難得的是，這件殘碑是目前所見唯一一件顏真卿宦游湖州時期的存世碑刻。

彼時，顏真卿69歲，正值書風完全成熟的階段。

如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薛龍春教授所言，無論對于研究顏真卿此一時期的書法，亦或是碑刻書法“風格”詮釋中的諸多因素，這件唐顏真卿楷書西亭記殘碑，都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

唐顏真卿楷書西亭記殘碑 局部

唐顏真卿楷書西亭記殘碑 拓片 局部

顏真卿湖州時期

唯一存世碑刻

關于顏真卿楷書西亭記殘碑，薛龍春教授經過研究專門撰寫發表了論文《顏真卿〈梁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讀記》，以下介紹即參考自薛龍春教授的論述。

一直以來，人們對這塊碑的了解大多來自于清人所編的《顏魯公文集》，但宋代以后，幾乎無人見過此碑真身——甚至沒有一件拓片傳世。

在文集第五卷中，記載此碑殘存三百余字，即為顏真卿所作《梁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以下簡稱《西亭記》）。

而現在立在我們眼前的西亭記殘碑，中部自左而右斜向橫斷，只存上部；頂部左右角為半圓角，下半佚失，僅存殘石一塊。

碑石為石灰巖質，根據復原推測，全碑原高有270多厘米。

展覽現場，這件西亭記原碑以不加玻璃柜的形式展陳，以方便觀眾能夠360°將上面的每一個字、每一處角落中所留下的痕跡都能看個仔細。

由如今尚存的殘碑可見，全碑四面環刻，如今尚可辨認的共有266字，和《顏魯公文集》中的記載略有異同。

仔細看的話不難發現，其中一側面末行落有款識，可知此碑立于唐大歷十二年（777）首夏（即四月）。

此時，正是顏真卿在湖州做刺史的最后一年。

他剛剛收到朝廷召他回京的消息，在立下此碑四個月后，就告別湖州，回朝廷做刑部尚書。

顏真卿在湖州一共待了五年，走向古稀，這也是他書風完全成熟的階段。

然而，這一時期顏真卿所書碑版鮮有留存，偶有談及比《西亭記》晚一個月的《李玄靖碑》，將其認為是顏書成熟時期的代表作。

然而，李碑早在南宋時就已斷裂，明嘉靖三年又遭大火石碎，漸次失散，如今所見早已是覆刻本，并非顏書本色。

薛龍春教授在文中特別提到，成熟期的顏真卿楷書，有一些重要的特點：

“一是用筆圓勁，俯仰皆有弧度，具足彈性。但發力果斷，不避鋒芒……此外，作為文字世家，顏真卿對古體的偏愛，貫穿于他學書的始終，也體現于各個時期的碑板之中。”

這些特點，在《西亭記》中都能找到對應的細節。

正如清人王澍曾說：“魏晉以來，作書者多以秀勁取姿，欹側取勢，獨至魯公不使巧、不求媚、不趨簡便、不避重復，規繩矩削，而獨守其拙，獨為其難。”這正是對顏真卿成熟風格的絕佳概括。

像同樣寫于大歷十二年的《殷夫人顏氏碑》，書風就與《西亭記》完全一致，然而《殷夫人顏氏碑》如今僅有拓片傳世，亦極為漫漶。

殷夫人顏氏碑

有趣的是，《西亭記》的篆額與《殷夫人顏氏碑》同樣分刻碑陽、碑陰兩面——碑陰之額有小篆“柳文暢西亭記”六字，碑陽上部隱約有“□（重？唐？）修梁吳興□（郡？）”數字，當與碑陰連讀，惜字口淺而泐，無法全部確認。

這種分刻兩面的情況，在其他顏碑中都未曾見，而《西亭記》更是僅余的實物。

沖刷、腐蝕

千余年來它經歷了什么？

顏真卿寫的“西亭”，位于湖州苕溪之上，烏城縣南六十步，是湖州最早的古亭之一。

1500多年前，南朝梁代太守柳惲在此建造了西亭，一時成為文人燕集之地；兩百多年后，皇家子李清出任烏城縣令，向刺史顏真卿提出修繕之請。

在大歷十二年修好后，顏真卿便親自為此事撰書碑文《西亭記》。

依照薛龍春教授的推測，這塊碑石掉入苕溪之后，才被沖刷成如今的模樣。

我們現在看到的碑陰——“字口最為清晰，點畫飽滿而有鋒芒，可以想見用筆發力的情形，極可能是碑刻的原貌”。

再來看碑陽—由于此碑為易于腐蝕的石灰巖材質，“右側大部字口甚淺，拓本中能辨別的字雖含糊卻顯得瘦硬”。

由此可見，碑陰應當是覆在泥上的那一面，而碑陽暴露在水中，受沖刷腐蝕最嚴重。

值得注意的是，碑陰也有一半被沖刷的痕跡，所以薛龍春教授判斷，它在掉入苕溪時應當斜著覆如泥中，以至于在一面碑陰中出現了兩種情況。

如薛龍春教授所言：“《西亭記》是我們觀察這種外在力量改變碑刻風格的一個極好樣本。”

許多細節，是通過觀察立體的原碑而非平面的拓本才能帶來的。碑石的質地、碑刻所處的環境不同，鐫刻的精工程度以及磨泐、風化的程度不一，都會帶來一些“風格”上的差異。

“如果我們不考慮碑石的物質性因素，我們可能會給碑陰及碑側B面、碑陽右側、碑陽左側及殘片背面、碑側A面及殘片正面以完全不同的風格描述：飽滿、瘦勁、遲澀、混沌。一碑之中風格不侔如此。然而，顏真卿與當日的觀眾一定不會同意我上述的分析，倘若全碑如墓志般置于壙中，未遭水流沖刷、風雨剝蝕或人為損壞，我們也不會產生上述的讀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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