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人品怎么樣,一起來看看

在明清兩代，沒有書法家的影響力能超越董其昌，他以秀雅空靈的墨跡幾乎成為了清代書壇主流。

同時，也沒有書法家做過比董其昌更無恥的事。

說起董其昌的藝術成就，首先要談到他的藝術思想。孔子有“巧言令色，鮮矣仁”之說，董其昌便是這樣一位說的永遠比做的好的藝術家。董其昌說的最好的便是他以禪論藝的畫學、書學思想。

《明史》云：“董性和易，通禪理，蕭閑吐納，終日無俗語”。這種禪學思想體現在書法觀上則是董其昌對巧妙與古淡兩種境界的追求，所謂“書道只在巧妙二字，拙則直率而無化境矣。”（《畫禪室隨筆·論用筆》）所謂巧妙，一則用筆巧，次則用墨巧、三則結字章法巧。

董其昌筆法考究，講究提筆、忌諱濃墨、結字則應以奇為正。提筆則易輕巧，墨淡則亦近于巧，其所談之奇，一是結構章法之奇，一是風格之新奇。

所謂古淡，當為古樸簡淡之意。而禪家之空無一物之論最近于古淡。無慧心不能妙悟，書畫何以巧妙？悟得禪機則能擺脫煩惱，入于平淡。董其昌書論，可謂圓通，但他自己似乎并沒有做到。

對董其昌的書法，評價最高的莫過于康熙皇帝，他說：“華亭董其昌書法，天姿迥異。其高秀圓潤之致，流行于楮墨間，非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經意處，豐神獨絕，如微云卷舒，清風飄拂，尤得天然之趣。”

康熙皇帝的“怒贊”，在清初書壇曾經掀起過董其昌熱，其枯瘦疏淡的書風風靡一時。其評價之可信度姑且不說，卻大致道出了其學書之淵源。董其昌除篆隸書外，楷、行、草書俱能，與明代多數書家一樣，其書仍然以行書為代表。

其楷書學顏，行書從閣帖中學王、兼學李北海、蘇軾、米芾、趙松雪等，草書學懷素，取法極為龐雜。給董其昌的諸多評價大抵是綜合晉、唐、宋、元諸家而自成一體，書風飄逸空靈，風華秀逸，用墨枯濕濃淡，集古法之大成。

董其昌最擅行書，圓熟秀媚，儒雅有書卷氣，然字距遙遙，凋疏過甚，如北地嚴冬，水瘦山寒，生機罕有。其楷書描摹之習，為后來館閣體之先導。

其疏瘦書風，經康熙帝倡導，影響所及，至清代中葉。然其影響如其繪畫一樣，導致了清初以“四王”為首的形式主義畫風的泛濫，其書法的負面作用也大于其正面影響。

清代碑學書風的興起，一定意義上是針對董其昌的。董其昌名聲如此顯赫，后代對董其昌書畫的研究也成為一門顯學，與康熙帝的倡導宣揚關系密切。

至于康熙的評價可信度有多少，看看康熙本人的書法修養便可以知道。

作為書畫名家的董其昌，又是一個無恥惡霸。

萬歷十七年（1589年），步入中年的董其昌終于考中進士，供職于翰林院，繼續努力和探索自己的書畫藝術。接著擔任皇長子朱常洛的講官。

但因為朝中復雜的人事關系，不久，便告病回到松江。而京官和書畫家的雙重身份，使他的社會地位迥異往昔，家鄉的大財主、士大夫和地方官吏，便聯袂登門拜訪，不斷前來巴結討好。

從一個被人看不起的小角色，演變成名動江南的藝術家兼官僚大地主，到后來則成為擁有良田萬頃、游船百艘、華屋數百間的松江地區勢壓一方的首富。

從貧困暗淡到富可敵國。官帙的光芒和金錢的力量，促使董其昌快速黑化、變質。在貪鄙、橫暴、無恥方面，董其昌比自己的前輩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本人驕奢淫逸，老而漁色，有多房妻妾，且招致方士，專請房中術，竟到了變態的地步。

“抄董事件”差點毀滅了董其昌。

1615年的秋天，董其昌60歲大壽當天，生員陸紹芳派遣家傭之女綠英姑娘向董家送禮，已入花甲之年的董其昌對年輕貌美的綠英姑娘一見傾心，決意要納其為妾。

董其昌的兒子們相當專橫，尤其是董祖常更是魯蠻狠毒，見綠英不從，便將其強行綁押在閣樓。陸紹芳知道情況后非常生氣，但對地位顯赫的董其昌無可奈何。好在綠英姑娘剛烈且機智，從董家逃了出來。

陸紹芳是一個有正義感的鄉紳，對董其昌父子魯莽搶女的做法非常憤慨，四處怒罵，逢人便講，本來松江民眾早已對董氏父子諸多惡行積怨很大，事發后就有人編了說唱曲目《黑白傳》，四處傳唱董其昌卑劣行徑。

作為書畫名家的董其昌知道后大為羞惱，胡亂打聽到一位叫范昶的人，強行控制范昶凌辱逼問，范昶拒不承認，暴病而死。成為了董氏家亂的導火線。

兒子暴斃，范母傷心欲絕，于是帶著兒媳、女仆十多人穿麻帶孝到董家哭鬧，不知悔意的董其昌，指使兒子們帶領家丁對她們拳打腳踢，并將幾名婦女強行綁去，剝去衣褲，用棍子搗戳陰戶，鮮血淋漓，悲慘之極。范家以“剝褌搗陰”之訴狀將董家告到官府。但是，官府礙于董其昌地位，遲遲不予受理。

董家“剝裩毒淫”的滔天罪行，激起了廣泛民憤，兒童婦女競相唱傳“若要柴米強，先殺董其昌。”民眾廣發檄文，令人血脈賁張，檄文如下：

人心誰無公憤。凡我同類，勿作旁觀，當念悲狐，毋嫌投鼠，奉行天討，以快人心。當問其字非顛米，畫非癡黃，文章非司馬宗門，翰非歐陽班輩，何得僥小人之幸，以濫門名。

并數其險如盧杞，富如元載，淫奢如董卓，舉動豪橫如盜跖流風，又烏得竊君子之聲以文巨惡。嗚呼！無罪而殺士，已應進諸四夷，戍首而伏誅，尚須梟其三孽。……若再容留，決非世界。公移一到，眾鼓齊鳴，期于十日之中，定舉四兇之討。謹檄。

這是1616年的春天，松江及周邊諸地掀起了“殺董抄董”浪潮，震動朝野。簡直到了 “真正怨聲載道，窮天罄地”的地步。

人們憤怒的情緒積聚著，到了十五日行香之期，不下百萬的民眾擁入松江，罵聲如沸，把董氏走狗陳明等數十間精華廳堂全部摧毀。接著上千人將董家數百間廳堂閣樓、園亭臺榭以及董其昌兒子的新居全部付之一炬。

面對百姓的反董浪潮，官方隨便抓了幾個有前科的流氓草草結案。但董其昌不僅無絲毫悔意，還認定事件背后必有士人秀才故意抹黑自己名聲。

深諳官場的董其昌串通多地官府，一場“大屠殺”開始了，官府將參加燒搶董家“民匪”定為死罪，斬殺1000多人，將曾經辱罵過董其昌的10多名生員、秀才施以杖懲并革去功名。官府則驅趕了董其昌家丁為其開脫：“奴輩不法，董宦未知也”。簡單來說就是“臨時工”的錯。

就這一事件，時人及后人都對董其昌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思白書畫，可行雙絕，而作惡如此，異特有玷風雅？”

董其昌，身為精通詩、文、書、畫的文化學者竟作出令人發指的罪惡行徑，令人倒吸一口涼氣。

如果說趙孟頫、王鐸、張瑞圖等書法家有人品爭議的話，那董其昌的人品之劣毋庸置疑了。只是以這樣的品行，能夠創造出引領數百年的杰出藝術佳作，實在令人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