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墉楷書《恭和弘歷御制詩》冊

故宮博物院藏劉墉楷書《恭和弘歷御制詩》冊至今尚未披露。此件詩冊為劉墉恭和乾隆帝第三次南巡途中作御制詩而創作并書寫，一函三冊，共計三十六首恭和詩。根據函套題簽和詩文內容，可知此冊為劉墉任江蘇學政時恭進乾隆帝所書，時年四十三歲。為研究劉墉早年的仕途，以及與乾隆帝的君臣關系提供了翔實的原始檔案。該劉墉楷書詩冊，書風遒勁姿逸、嚴謹穩健，是極為少見的劉墉早年楷書面貌，在目前可考的劉墉楷書作品中，為其最早年所作。這件作品的發現和研究，不僅讓我們看到了劉墉早年楷書面貌，而且還為探究劉墉書學淵源和藝術風格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作品支撐。

劉墉《恭和弘歷御制詩》冊

故宮博物院藏劉墉各類書法作品二百五十余件，加上繪畫、碑帖作品后劉墉的題跋，作品數量近三百件。其中，劉墉臣字款清宮舊藏作品僅二十件。從書體而言，均為楷書。多半以上為書手代筆所作，呈現的書法面貌為清乾隆朝館閣體。少數為劉墉本款所作，用筆豐潤飽滿、筋骨內涵，且具華滋遒勁之態，是其典型的楷書面貌。以上作品均為劉墉中晚年所書。唯此件清宮舊藏的劉墉楷書《恭和弘歷御制詩》冊是劉墉早年本款作品，其楷書風格與我們熟知的劉墉楷書面貌迥異，呈現出鮮明的趙孟頫書法韻味，有重要的藝術價值。其外簽和詩文內容也有諸多重要信息，對研究劉墉官宦生涯也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此件劉墉楷書《恭和弘歷御制詩》冊，為一函三冊，共收錄三十六首詩。每冊首頁均以“恭和御制元韻”開始，尾頁均以“臣劉墉恭進”結束。函套通體包清代匣錦，風格為仿宋錦，底紋上有“卍”紋以及瑞獸紋。左上角外題簽為劉墉楷書“恭和御制詩江蘇學政編修臣劉墉恭進”。

劉墉，乃劉統勛長子，字崇如，號石庵，山東諸城人。翰林院散館，授編修。官至體仁閣大學士。謚文清，著有《石庵詩集》。外簽書法面貌與本幅內一致。

封面粘有四個號簽，分別為：第190（蘇州碼子）號，劉墉書御制詩三冊　舊存（鈐橢圓印）　有真意軒　原冊（鈐橢圓印）七頁　十五行　一百五十八號　一號箱內（鈐方印）（三印章均漶漫不清），190（蘇州碼子），故宮博物院001222（查）。這些號簽均為自一九一四年古物陳列所至一九二五年故宮博物院，再到一九四九年以后各類點驗和入藏信息，也見證了這件藏品的流傳過程。函內裝有三本蝴蝶裝冊頁，裝幀形式統一，封面和封底包清代匣錦。左上角外題簽亦為劉墉分別題寫：恭和御制詩第一冊、第二冊、第三冊。外簽書法面貌與本幅內一致。每冊封面分別粘有兩個號簽，分別為：第190（蘇州碼子）號，第熱1411、1412、1413號。

關于這件詩冊的創作緣起，就不得不提到劉墉早年為官的經歷。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帝第二次南巡，途中駐蹕南京，召見安徽巡撫高晉和安徽學政劉墉并賜御制詩。《賜安徽學政劉墉》：“海岱高門第（劉墉統勛之子），瀛洲新翰林。爾堪擬東箭，其善揀南金。河戒伐檀誚，薪勤芃棫心。家聲勉承繼，莫負獎期深。”詩中，乾隆帝對劉墉給予了肯定和期許，又對劉氏家族進行了褒獎和贊譽。劉墉的恭和詩記載于《劉文清公應制詩集》卷一《恭和御制示安徽學政劉墉元韻》：“久沐恩如海，新知士有林。天章榮捧璧，雅化念追金。勖以功裘業，殷然陶鑄心。庚歌慚里拙，濡翰頌高深。”劉墉此和詩，從內容到韻腳都與乾隆帝御制詩相統一。此外，劉墉還有《恭和御制甘露寺北軒用杜牧韻元韻》等四首恭和御制詩，對應乾隆帝第二次南巡期間所作御制詩。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劉墉任江蘇學政，至二十七年十二月前，劉墉仍在任上。二十七年正月，乾隆帝奉崇慶皇太后開啟了第三次南巡之行。行至江蘇揚州地界，乾隆帝再次御賜劉墉御制詩，即《賜江蘇學政劉墉》：“皖歙嘉能職，吳淞俾董繁。先經后子史，多行寡文言。可作化裁法，毋孤簡用恩。繄予勤實政，藻頌不須煩。”在詩中，乾隆帝首先對劉墉在安徽學政和江蘇學政任職期間的勤勉和功績給予了褒獎。就其管轄的教育方面，也提出了以儒家經典為先、史書和諸子百家次之的總體教育方針。這既是對劉墉為學政的要求，也是乾隆帝對于清朝當時教育和科考的總體思想。同時，也勉勵劉墉要勤于政務，少些頌揚之詩詞。也正因此句“藻頌不須煩”，劉墉并未按照常理創作《恭和御制示江蘇學政劉墉元韻》。總體而言，這是乾隆帝對劉墉近六年外放提督學政生涯的肯定。

二十七年《乾隆帝起居注》記載：“從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駐蹕天寧寺行宮（江蘇揚州）。”《乾隆朝上諭檔》記載：“據江蘇學政劉墉率領進獻詩冊，進士、舉人、貢監生員二十三名，冊頁二十三本……二月十四日。”根據《乾隆御制詩文全集》記載，《賜江蘇學政劉墉》后面詩是《香阜寺》《天寧寺疊前作韻》《駐蹕天寧寺行宮作》。香阜寺、天寧寺都在揚州市內，兩地相距三公里。因此，乾隆帝應該是在二月十四日召見劉墉時，將《賜江蘇學政劉墉》賜予劉墉。隨后，劉墉帶領二十三名江蘇士子，向乾隆帝進獻詩冊。

在劉墉楷書《恭和弘歷御制詩》冊中，第一冊的起始詩是《恭奉皇太后南廵啟蹕再疊前韻》，最后一首詩是《瀛洲南樓再和沈佺期韻》，地點是從北京紫禁城至河北河間。第二冊的起始詩是《題毛公祠》，最后一首詩是《望蒙山雪色再疊前韻》，地點是從河北河間至山東臨沂。第三冊的起始詩是《金山再疊舊作韻》，最后一首詩是《龍井上作》，地點是從江蘇揚州至浙江杭州。按照《乾隆帝起居注》記載，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上自杭州回鑾登舟”。因此，乾隆帝創作這三十六首御制詩，是從二十七年正月至三月十三日這個時間段內完成的。而劉墉楷書《恭和弘歷御制詩》冊的創作時間，至少晚于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乾隆朝上諭檔》（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內閣奉山西太原知府員缺，著劉墉補授，欽此。”根據函套外面的題簽，劉墉時任江蘇學政，其卸任時間為二十七年十二月。所以，劉墉楷書《恭和弘歷御制詩》冊的創作時間不會晚于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

劉墉提督安徽學政、提督江蘇學政，都能針砭時弊，找出存在問題，并且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因此也得到了乾隆帝認可。從乾隆帝《賜安徽學政劉墉》《賜江蘇學政劉墉》二首御制詩，也可以看出其對劉墉任職的褒獎，甚至贊許劉墉“知政體”。因此，我們可以推斷劉墉創作此《恭和弘歷御制詩》冊是對乾隆帝無上的崇敬和謝恩，也是劉墉對自己任職期間陪同乾隆帝南巡的紀念。這段經歷對于當時的劉墉可謂彌足珍貴，是他向乾隆帝真正展現自己態度和才能的大好時機，為劉墉接下來仕途的升遷打下了基礎。在故宮博物院藏劉墉臣字款書法作品中，《恭和弘歷御制詩》冊也是只此一函，劉墉以后再也沒有創作過此類作品。

此劉墉楷書《恭和弘歷御制詩》冊的創作時間，從外題簽可知劉墉時任江蘇學政，即乾隆二十四年九月至二十七年十二月期間。又根據恭和御制詩為第三次南巡的內容判斷，為乾隆二十七年（1762）三月至十二月期間所書，時年劉墉四十三歲。

劉墉《小楷書奏折》

由于劉墉作品存量較大，公私收藏甚富，本文僅從公立收藏機構和權威著錄中探究。故宮博物院收藏有明確紀年的劉墉書法作品中，除此恭和詩冊外，最早的一件作品為乾隆四十七年（1782）五月劉墉《小楷書奏折》，時年劉墉六十三歲。《中國古代書畫目錄》第二冊故宮博物院京1記錄，有明確紀年的劉墉書法作品中，最早的一件是劉墉楷書冊（六開），亦為劉墉在乾隆四十七年所書。《中國古代書畫圖目》記錄除故宮博物院外，有明確紀年的劉墉書法作品中，最早的一件是收藏于四川省博物館的劉墉行書臨宋人二帖軸，為劉墉在乾隆三十年（1765）所書，劉墉時年四十六歲。

《石渠寶笈》中收錄劉墉的作品和題跋，其中劉墉題跋乾隆帝書于二十二年的《題林逋二扎四用蘇軾韻》，為書手代筆所作，不應歸于劉墉書法范疇。《石渠寶笈》記載其余有明確紀年的劉墉書法，均為乾隆二十七年以后創作。

故宮博物院藏《清愛堂墨刻》是由劉墉的侄子劉鐶之奉敕摹勒上石，時間為嘉慶十年十月，一函四冊。落款時間分別為：第一冊落款嘉慶丁巳（嘉慶二年）；第二冊落款乾隆乙卯（乾隆六十年）、嘉慶丙辰（嘉慶元年）；第三冊落款嘉慶戊午（嘉慶三年）、嘉慶辛酉（嘉慶六年）；第四冊落款嘉慶丙辰（嘉慶元年）。最早的創作時間為乾隆六十年，劉墉時年七十六歲。最晚的創作時間為嘉慶六年，劉墉時年八十二歲。

《中國書法全集·劉墉卷》：“（劉墉最早年作品）小楷《顏含傳楷書冊之一》。”其判斷依據為落款：“石庵節錄乙亥春正月十一日燈下……”根據其所示影像，實則應為“石庵節錄己亥春正月十一日燈下……”。如為乾隆乙亥年，是乾隆二十年（1755），時年劉墉三十六歲。但是，落款實則為乾隆己亥年，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時年劉墉六十歲。

綜合幾方面信息，在目前可考的公立收藏機構和權威著錄中，此件劉墉楷書《恭和弘歷御制詩》冊，是有明確紀年的最早年劉墉楷書作品，創作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劉墉四十三歲所書。

劉墉楷書《御制蒐苗狝狩說》冊

此件劉墉楷書《恭和弘歷御制詩》冊，通篇呈現出顯著的趙孟頫楷書藝術風格，這與我們所熟識的劉墉楷書面貌還是有較大區別的。以故宮博物院藏劉墉臣字款書法作品為例，如劉墉楷書《御制蒐苗狝狩說》冊，其藝術風格已然融匯了鐘繇、蘇軾、顏真卿等書法特色，更加接近劉墉成熟期書法那種樸拙厚重、內涵剛勁的面貌。另外一類劉墉書法作品，雖亦為劉墉臣字款，但是卻為書手代表所作，如劉墉楷書《御制落葉松詩》冊，這類作品書風用筆豐潤飽滿、結字平穩勻稱、章法整齊均衡。其書法面貌千篇一律、應規入矩，通稱為“顏底趙面”或“歐底趙面”，其目的是為了應和帝王的喜好。

劉墉楷書《御制落葉松詩》冊

諸多史料記載劉墉早年書學趙孟頫，如《松軒隨筆》記載：“劉文清書初從松雪入，中年后乃自成一家。”《履園叢話》記載：“文清書本從松雪入手，靈峭異常。”楊守敬云：“余嘗見其（劉墉）少作，實從松雪入手。”何維樸云：“惟文清由承旨入手，而能脫離窠臼，自稱一家，骨力堅凝，神味淵永。”故宮博物院藏書法作品中也有關于劉墉早年書學趙孟頫的題識，吳郁生云：“文清小楷致力于松雪最深。”徐宗浩云：“公書始于趙、董兩文敏。”這件劉墉楷書《恭和弘歷御制詩》冊所呈現的趙孟頫楷書面貌，恰好符合歷代書法評論對劉墉早年書學趙孟頫的評價，這對于印證史料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劉墉作為索綽絡·英和的座師，與英和家族為世交，他們二人亦為師友，情同父子。并且，英和在書法方面也與劉墉有師生之誼，有著共同的藝術追求和見解，英和甚至還曾侍奉劉墉作書。所以，英和對于劉墉的書法可謂是了如指掌，其評論有較高的可信度。英和在《恩福堂筆記》記載：“一日，公出趙跡《二贊二圖詩》大字卷，董華亭所稱‘以魯公《送明遠序》兼米海岳法’者示觀，余愛不釋手，公即慨贈，有‘一生學之不盡、聊當衣缽’之語，余拜受，歸，因名書舍曰‘藏松’。”文中劉墉視“趙書”是一生學之不盡的，并且將趙孟頫行書《二贊二圖詩》卷贈予英和，視英和為其書法的衣缽相傳者。由此可見，劉墉對趙孟頫書法藝術十分看重，甚至將其當作他書法理論和實踐傳承的載體。

劉墉的書法自題更能清晰地看出對趙孟頫楷書的態度，在其自書《題信州先天觀圖二首卷》后題識：“正書小字尤難，五季以來，不厭人意。松雪最極能事，香光猶有微詞。然香光于此體亦平平耳。”劉墉認為寫好小楷很不容易，五代以來至清代中期，趙孟頫小楷書寫得最好、最值得推崇。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趙、董作為劉墉早年書法的圭臬，在小楷書方面，劉墉還是更加推崇趙孟頫。

劉墉對趙孟頫楷書作品中有諸多承襲之處，劉墉楷書《恭和弘歷御制詩》冊呈現出趙孟頫楷書《臨黃庭經》卷的面貌，通篇既精謹嚴密，又具典雅流美之韻。首先從結體看，我們選取幾種不同類型的字進行分析比較。

通過對比我們可以看出，劉墉此冊楷書作品與趙孟頫楷書臨《黃庭經》卷作品的結體有諸多相似之處。無論是單體字，左右結構字、上下結構字、包圍結構字，都如趙書臨《黃庭經》卷，呈現出遒勁姿逸的藝術風格，與趙書那種結體嚴謹、筆畫精到、在穩健蒼勁中依然可見姿媚、灑脫的書風一脈相承。

其次，雖然小楷書的用筆相對單一，但是對比劉墉和趙孟頫作品，還是可以找出一些筆法特點相似之處。如長橫，劉墉此冊小楷書中的“長”“共”“要”“集”“重”等字，其中橫畫尤為有特點。

再如提畫，劉墉此冊小楷書中的“振”“地”“瑞”“時”，其中的提手旁、土字旁、王字旁、日字旁等部首中的提畫。

劉墉早年書學趙孟頫，一方面是受家族的影響，另一方面是社會性的需求。劉墉出生于山東省青州府諸城縣逄哥莊村，是當地著名的書香名門望族。其曾祖父劉必顯、祖父劉棨、父劉統勛等都是進士出身，后世子孫先后十一人高中進士，舉人三十五位，屬于學而優則仕。乾隆帝御賜劉墉“海岱高門第，瀛洲新翰林”御制詩，以此希望他傳承家風，重視家族教育傳統。在他的家學傳承中，書法是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書學思想、書法風格都對后世子孫對書法的認知和實踐有很大的影響。

劉統勛于雍正二年進士及第入仕，至乾隆朝累官至首輔軍機大臣，東閣大學士，官至正一品。至乾隆三十八年在上朝路上去世，近五十年的仕途生涯，為官清正廉明、敢于直諫、屢立功勛，被乾隆帝稱為“股肱之臣”。劉統勛同樣為人稱道的還有他的書法，清陳慶鏞《籀經堂類稿》記載：“劉文正公勛，業氣節冠，當時固不以書名，然偶爾作札，神致超超，彌不可及，存者少見。”清李佐賢《書畫鑒影》記載：“劉文正書軸，文正書筆力清剛拔俗，特為功業所掩，不以書名世。”劉統勛的書法也深得乾隆帝的賞識，清王昶《春融堂集》記載：“每日寅而入，上已遣中使捧御制詩文稿至南書房，命公錄于冊上，熒熒官燭，公以小楷書之，多有數百字者，比日射觚稜，寫畢恭進，莊嚴整肅，無一遺脫舛誤，蓋敬謹居心，故能如此。”乾隆皇帝很重視的御制詩文稿，也讓劉統勛謄錄，可見乾隆帝對其書法十分認可。關于劉統勛的書法風格，《春融堂集》記載：“余（王昶）以供奉內廷侍劉文正公者十余年……公常謂少時書仿趙承旨，中年慕文待詔，晚年不復求工，點畫然不求工，而自工斯天下之至工也。”王昶自敘侍奉劉統勛十多年，對其書法評價很高。清吳榮光《辛丑銷夏記》著錄記載趙孟頫作于大德五年的《行書洛神賦冊》，后紙有劉統勛的題跋和印章，其內容為：“（節錄）趙吳興所書《洛神賦》流布海內，無慮數十百本，真贗混淆，難以辨識……吳興出而四家之波瀾盡歸吐納，格力宏深，筆姿雄秀，歷代寶之，永以為訓。戊寅（1758）花朝后二日，書呈春和相國清鑒。瑯玡劉統勛。”從中可以看出，劉統勛對趙孟頫的書學思想、作品整體風格、用筆特征，甚至遞傳信息都掌握得很翔實，可見劉統勛對趙書研究和實踐用力之深，并且很有可能收藏相關作品。劉統勛此件行書題跋，書法風格與趙孟頫行書一脈相承，用筆婉轉流美，結體勁媚。而劉統勛的楷書，亦傳承趙孟頫楷書衣缽。收藏于美國波士頓美術館的南宋陳容《九龍圖卷》后劉統勛臣字款楷書題跋，以及收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元代吳鎮《中山圖卷》后劉統勛臣字款楷書題跋，其書法風格均似趙孟頫楷書，與趙孟頫楷書《臨黃庭經》卷等作品在用筆和結體上有諸多相似之處。清趙懷玉《亦有生齋集》記載：“今世爭重劉石庵先生書，不知其先文正公，亦以書雄一代。石庵先生自松雪入手，文正則神似松雪，固有自來也。”清李放《皇清書史》記載：“王文治曰：‘劉文正師不多作書，然于書家境界甚深且備。今石庵前輩書名冠海內，諦觀之，皆自文正出也。’”所以，劉墉早年書學趙孟頫，首先是來自家族性的影響。

其次，劉墉早年書學趙孟頫，還源于社會性的需求。劉墉出生于清康熙末年，成長于雍正年間，乾隆十六年，在他三十二歲的時候，進士及第入翰林院開始了仕途生涯。這里所說的社會性需求，一方面源于清代中期帖學書法，另一方面源于科舉考試和館閣體。清中期雍正朝，書壇開始對董其昌書法有了重新的討論和認知，至乾隆朝書壇風氣為之一變。乾隆帝崇尚趙孟頫書法，時風也從疏淡古樸的董書轉為遒麗勁媚的趙書。張照、梁詩正、董邦達等皇帝身邊的文臣，力圖突破董其昌書法的藩籬，在書學理念和實踐方面都有了新的嘗試。摒棄董書，倡導書學晉唐以來帖學諸家，并且在書法創作中基本擺脫了董其昌的風格。這些文人士大夫對于書法的思考和探索實踐，也與乾隆帝書學觀念的形成有著趨同性。乾隆帝書學之路沿襲帖學正脈，崇尚趙孟頫書法作為其書風的確立，與家庭環境的熏陶、啟蒙老師的引導、自我感悟的喜好、詞臣書家的互鑒都有關系。所以，就清中期書壇整體風尚而言，劉墉早年書學趙孟頫有其必然性，同時期的梁同書、王文治、永瑆、鐵保、英和、瑛寶等人，都因此在書法方面呈現出明顯的趙書風格。

清中期館閣體書法的興盛，是劉墉早年書學趙孟頫的另一個重要原因。館閣體書法由明朝發展到清朝呈現出新的特點：第一，在科舉考試中對于考生書法要求很高，各級科舉評判試卷時，書法的優劣甚于文章的內容，成為是否能干祿仕進的重要標準。所以，館閣體書法是考生從小就要熟悉和掌握的技能，從鄉試到殿試答卷無一例外要用到。第二，除了翰林院之外，各級官府對公文的書寫，也要使用館閣體，要求字跡方正、光潔、整齊，書法風格統一。第三，不同時期的館閣體書格，會隨著當時皇帝對書法風格的喜好而變遷。如順治帝愛好歐陽詢、康熙帝愛好董其昌、乾隆帝愛好趙孟頫，彼時的館閣體書風就會因勢利導。劉墉生活的清中期，館閣體書法的形態特點還是以趙孟頫為主要面貌，源于乾隆帝對趙書的推崇。通過梳理我們還可以看出，清中期文人士大夫書法源流都會上溯到唐代的歐或顏，因此那時館閣體書法呈現出“歐體趙面”或“顏體趙面”的風格特點。

縱覽劉墉考取科舉和仕途之路，如同家族前輩一樣，走的是學優則仕之路。入仕之后，劉墉憑借著父輩在朝中積累的優良品行和出色業績蔭庇，更因為他自身的努力，在乾隆和嘉慶兩朝位極人臣。乾隆帝酷愛書法，又是趙孟頫忠實的擁躉，無論是科舉考試還是朝廷中的官方公文書寫風格，抑或是君臣唱和的書法作品，其書法面貌都以趙孟頫書法為濫觴。因此，劉墉在乾隆朝科舉入仕，早年書學趙孟頫既是時代的需要，也是劉墉作為讀書人科舉應試必須要掌握的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