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織圖的發展與演變

中國古代重視農業，表現農耕蠶作場景的圖像，最早可追溯到漢代畫像磚；至宋以前，則多見于壁畫，為零散而單一的“耕”或“織”圖，并未系統化。南宋時期，《耕織圖》形成完整的體系；元、明、清皆有繪制《耕織圖》，逐漸成為實用與藝術兼具的題材，是中國古代畫苑中歷史悠久、遞嬗有序的一個品類。同時，紙張和印刷術的發明與應用，使《耕織圖》得到了廣泛傳播；在推廣過程中，其版本、載體、功能不斷演變；不僅對中國和東南亞地區的農作發展具有重要影響，且遠及歐洲，在世界農業史、藝術史上大放異彩，為世人所矚目。

現知最早的刻本《耕織圖》，為南宋樓璹所繪；其后歷代版本都是以樓圖為祖本。樓璹，字壽玉，南宋紹興三年（1133年）任於潛（今浙江省臨安市）縣令。他“篤意民事，慨念農夫蠶婦之作苦，究訪始末，為耕織二圖。耕自浸種以至入倉，凡二十一事；織自浴蠶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為之圖，系以五言詩一章，章八句。”創作了詩圖并茂，詳實記錄耕作與蠶織的系列圖譜—《耕織圖》。南宋嘉定二年(1209)，其孫樓洪將其所繪《耕織圖》以石刻付之墨版，后曾孫樓杓據圖再版，南宋理熙元年（1237）汪綱又以木刻復制拓本。

今以上諸本無存，現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一部日本延寶四年（1676）狩野永納刊本《耕織圖》（圖1）。此本依據明天順六年（1462）江西按察僉事宋宗魯本翻刻，而宋宗魯所據之底本是來源于樓洪或汪綱的翻刻本，因此日本狩野永納本是據今可考證樓璹《耕織圖》最早的刻本。此外存世還有南宋繪本《宋人蠶織圖》（今藏黑龍江省博物館）（圖2）、元代程棨繪本《耕織圖》（今藏美國弗瑞爾美術館）（圖3）、明代萬歷刻本《便民圖纂》（圖4）、嘉靖刻本《王禎農書》（圖5）等，均摹自樓圖或加以改繪。

圖1 狩野永納摹寫南宋樓璹原作

圖2 南宋繪本《宋人蠶織圖》（局部）

圖3 乾隆三十四年勒石拓本（清宮畫院據元代程棨本耕織圖翻刻而成）

圖4 《便民圖纂》

圖5 《王禎農書》

在眾多歷史版本中，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內府刊刻的《御制耕織圖》（圖6、圖7），是歷代《耕織圖》中最具盛名、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作品，更是中國古代版畫史上一部傳世經典。

是書為木刻套印本，由內廷畫家焦秉貞繪圖，布圖與樓圖大同小異，但焦圖中的風俗易為清代，在題材選擇和內容編排上也有獨創之處。樓圖“耕”21 幅，“織”24 幅，合共 45 幅；焦秉貞在“耕”圖中增加了《初秧》《祭神》兩幅；“織”圖部分刪去《下蠶》《喂蠶》《一眠》三幅，增《染色》《成衣》兩幅，合共 46 幅；圖序亦有變化，每圖除保留樓圖的五言詩外，另刻康熙帝御制七言詩一首于圖上部。從印刷方法上來看，是書上下各一版拼版印刷（因為詩與圖有不相符處，從墨色上下看亦有不同，應套版或拼版刷印）。卷前有康熙三十五年御制序，序文前后鈐“佩文齋”“康熙宸翰”“稽古右文”之章；每詩前后鈐“淵鑒齋”“康熙宸翰”“保和太和”之璽；“成衣”圖下鐫刻有“欽天監五官臣焦秉貞畫，鴻臚寺序班臣朱圭鐫”。

圖6 康熙三十五年朱印刊本(璽為朱印)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帝南巡時，江南人士進獻藏書甚多。根據萬作霖《農書》記載，其中有陳旉《農書》、秦觀《蠶書》、於潛公（樓璹）《耕織二圖詩》，三種皆為宋版。推測當時宋樓璹《耕織圖》尚存于世。康熙皇帝讀后認為“古人有言，衣帛當思織女之寒，食粟當念農夫之苦，朕拳拳于此至深且切也。”遂命內廷畫家焦秉貞繪耕織圖各二十三幅，同時“朕于每幅制詩一章，以吟詠其勤苦，而書之于圖。自始事迄終事，農人胼手胝足之勞，蠶女繭絲機杼之瘁，咸備其情狀。復命鏤版流傳，用以示子孫臣庶。”

《國朝畫征錄》載：“焦秉貞，濟寧人，欽天監五官正。工人物, 其位置之自近及遠，由大及小，不爽毫發，蓋西洋法也。康熙中祗候內廷，圣祖御制<耕織圖>四十六幅，秉貞奉詔所作……旋鏤版印賜臣工。”特意強調了焦秉貞繪畫是“西洋法”。《國朝院畫錄》中也稱 “參用西洋法……善于繪影，剖析分寸，以量度陰陽向背，斜正長短，就其形之所著而色，分濃淡陰暗焉。故遠視則人物、花木、屋宇皆直立而形圓，以至照有天光，蒸為云氣，窮深極遠，均粲布于寸縑尺楮之中。”

正是因為焦秉貞繪畫兼采西洋構圖法，中西合璧，使《御制耕織圖》成為一部中國古代版畫史上異軍突起、別開生面之作。比如，樓圖大都為正面取景，焦圖多以成角透視，按遠景、中景、近景順序取景；樓圖人物多以正面，焦圖則多是四分之三側面。不過，在這種單線的線條圖中，西洋透視畫法難以得到更徹底的體現。據考證，焦秉貞繪《耕織圖》原作現藏美國國會圖書館，該圖紙本設色，西洋畫法的特征就更為明顯。樓圖簡約粗率，焦圖工細纖麗，可謂各擅勝場。或者正因為過于追求工麗秀雅，焦秉貞筆下的農夫多顯軟弱無力，舉手投足之間更似書生；農婦則婀娜娉婷，宛若大家閨秀，卻難稱神肖形似，為粉飾太平刻意雕琢而反失其真，正是殿版畫——官刻而且是“御制”作品的通病。原因無它，唯在于焦圖追求宮廷的審美趣向；就反映農家現實生活氣息而言，反而不如樓圖。據清道光間《膠州志》卷三十八《冷枚傳》載：“秉貞奉敕繪耕織圖，冷枚助之。”冷枚為焦秉貞弟子，也是供奉內廷的畫家，在《耕織圖》繪寫中，他應該是參與了其事的。朱圭的鐫刻刀鋒流暢，宛轉如意，末圖署“鴻臚寺序班臣朱圭”，以刻技供奉內廷而得到清職，在歷朝歷代的刻工中未聞有第二人，清朝廷對版畫的重視，于此也可見一斑。

圖7 清乾隆朱藍套印本（此本是由康熙三十五年御制耕織圖縮摹而成）

《耕織圖》歌頌農家勞作，經過宮廷審美的改造后，成為了具有觀賞和實用價值的版畫名作，為農事題材的藝術創作起到了示范作用。因此，自康熙三十五年初版后，坊肆私家多有摹刻，故傳世版本極盛。在康熙本朝，就有三十八年（1699）張鵬翮翻刻本、五十一年(1712)內府刻本、內府白描本、彩繪《胤禛耕織圖》；乾隆年間有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題詩刻本、內府刻《授時通考》本（圖8）、四年(1739)內府拓刻本（圖為刻、詩為拓）、三十四年(1769)刻朱墨套印本、木刻填色本、圓明園拓本、歐洲銅版《耕織圖》（圖9）數種等等；另乾隆時宮廷畫家冷枚（圖10）、陳枚（圖11）亦繪有《耕織圖》46 幅，但并未鏤版，今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圖8 《授時通考》本

圖9 歐洲銅版  

圖10 冷枚繪《耕織圖》

圖11 陳枚繪《耕織圖》

自乾隆之后, 刻本、銅版、石印本先后迭出，難以枚舉，大致有嘉慶十三年（1808）《耕織圖詩》補刊本、同治十一年(1872)刊本、光緒五年(1879)上海點石齋《御制耕織圖》石印本、光緒十一年(1885)上海文瑞樓本、光緒十二年(1886)上海點石齋石印本（圖12）等。入民國后，有武進陶蘭泉刊本。此外，日本、朝鮮乃至歐洲地區亦有《耕織圖》的摹本、翻刻本。如日本文化五年（1808）櫻井絢刻套印本、明治二十五年（1892）東陽堂石印本等。

圖12 民國點石齋石印本 

翻刻本不但版本諸多，版式也不盡相同，有上文下圖、左文右圖以及朱印本等多種形式；而巾箱本套印耕織圖更為稀見。巾箱本開本小巧，將《御制耕織圖》精華部分濃縮，刻印清麗絕倫。如清乾隆年間黃履昊刊藍墨套印巾箱本（圖13），刻印精細，遠景用藍色，近景用墨色，使整幅畫面頗具立體感。使用套印技術來表示深淺遠近的景色，在版畫史中并不多見，鄭振鐸在《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中認為這方法未曾用過，亦是一種創作；明治十六年（1883）日本響泉堂銅版印巾箱本，周圍以紅框套印詩文，圖像細致入微，精巧秀麗，與木刻版風格迥異。

圖13 黃氏巾箱本  

從南宋到晚清，《耕織圖》形態紛呈。今可見與其有關的陶瓷、墨錠、墨彩瓷板書、扇面、屏風、石刻等一系列衍生作品，更有清漪園耕織圖實景（清末已毀，僅存石碑）。通過這些實物載體，不斷傳播著中國古代耕作、織綢等生產過程。《耕織圖》作為教民農桑的科普性繪畫，由文人畫家參與制作，并得到帝王的推崇；由民間走向宮廷，又從宮廷傳播至世界，完成了實用與審美兼備的過程，是中華文明珍貴的農耕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