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建寧元年“史晨碑”作品欣賞

《史晨碑》碑陰、碑陽兩面皆刻字，故又稱《史晨前后碑》，目前所存世兩面皆刻的漢碑僅《史晨》一例。

碑陰稱為《史晨后碑》，又稱《魯相史晨饗孔廟碑》或《史晨謁孔廟后碑》，刻于東漢建寧元年(公元168年)四月，碑文正文計十四行，行三十六字。記載了史晨以個人俸錢拜謁孔子，并率眾九百余人饗禮孔廟、祭祀孔子的盛況以及修繕孔廟，修通大溝、立市、種梓等一系列活動的事績。正文后刻有武則天大周天授二年馬元貞等人題跋四行。

史晨后碑

碑陽一面稱為《史晨前碑》，又名《魯相史晨祀孔子奏銘》《漢史晨奏銘》《史晨請出家谷祀孔廟碑》等，刻于東漢建寧二年(公元169年)三月。碑文共十七行，行三十六字。碑文內容是魯相史晨及長史李謙聯名奏請孔子廟“春秋行禮”的奏文，請求由朝廷撥付每年的祭孔活動的經費，并在最后附上一段贊頌孔子德行的韻文一首。

史晨前碑

碑有額，無字，碑首弧形，無穿。碑高207.5厘米，碑身高173.5厘米，寬85厘米，厚22.5厘米，于1996年由孔廟移至孔府西倉漢魏碑刻陳列館。此碑與《乙瑛碑》、《禮器碑》并稱為孔廟三碑。

孔廟三碑的簡歷都相去無多，同是公示的政府公文，都是關于祭孔羅里吧嗦的流水賬或贊辭，本身就無多趣味可供慢慢品讀。后世對文本內容視而不見，詫于書藝之佳只對其書法稱贊傳摹，此碑一出后竟被傳為蔡邕所書。

《史晨碑》最早的著錄可見于宋歐陽修的《集古錄》，并在宋趙明誠《金石錄》、宋洪適《隸釋》、明都穆《金燕琳瑯》等金石著錄中均有記述。清代以前，此碑底端因嵌于趺眼中，故每行最后一字難以句讀。清乾隆間何元錫將碑根部提升出來，方使碑身全貌顯露，但每行最后一字已經只余其半。

碑前后兩面千字有余，書風一致，應出于一人之手。通篇書寫流暢舒展、一絲不茍、筆意遒煉，法度嚴謹仍不失意趣，結字中斂而四面拓張，波挑分明，筆法古樸厚實，為漢隸平正一路書法的典型。明郭宗昌謂其“分法復爾雅超逸，可為百代模楷，亦非后世可及”。康有為評此碑為虛和一類，筆法至二、三分筆，折筆趨圓，柔和蘊潤，在分隸書體漢碑中具有清秀俊雅風格，為后世效法之楷則。清萬經在《分隸偶存》書中品評此碑書法為“修飭緊密，矩度森然”，“其品格當在《卒史》（乙瑛碑）、《韓勅》（禮器碑）之右。”方朔評之謂“書法則肅括宏深，沈古遒厚，結構與意度皆備，洵為廟堂之品，八分正宗也。”

《史晨碑》既是漢碑書藝代表之作，也是反映漢代儒學地位變化和影響的重要史料。

西漢武帝以來，經董仲舒閹割雜交后的儒學成為國家宗教，“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始。孔子的地位由人而稱王，由王而封神，影響已經開始直線飛升。諸子百家原是并存百花齊放，此后儒學已別于其他學派并滲透到國家政治、文化、信仰、藝術等社會的方方面面。但西漢時對孔儒的尊崇仍還處于書面和政令，終西漢一朝，尚無真正的官方祭孔，劉邦過魯祭祀孔子，多是出于爭取魯地儒生的考慮，皇家最重視的始終是劉氏的宗廟祭祀，關心的終歸是其統治的鞏固。盡管國家有政令，甚至到東漢末年時，可大眾信仰仍稱得上比較自由，就這漢桓帝他真正信奉的卻也是道家，還曾派人去河南大規模祭祀老子。真正意義上的官方祀孔，直到東漢才開始真正出現。而漢桓帝時，《乙瑛碑》中所記述的孔廟中連專祭祀之事的官員都還沒有，魯相乙瑛要向皇帝奏表設置一個先前從沒有過的百石卒史。東漢自光武帝始，數代君主親赴曲阜祭孔，對一系列祭孔禮儀逐漸規范化、日常化。而民間的孔子崇拜較于官方的推揚有過之而無不及。《史晨碑》所記載祭祀孔子的盛況，官吏賢達、泮宮弟子等就有近千人之眾，不難想見百姓中也多有頂禮膜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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