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之祖瘞鶴銘（清晰多圖）

上大學的時候，很向往古代那種叫做辟雍的學校，居然建在一座四面環水的島上。學生們生活在那里，一定憂愁寂寞，但也是一種美麗的生活，景色美麗，人心美麗，孤寂而高潔的美麗。

這次到鎮江，游了焦山。焦山就是夢幻中的水中小島，四面環繞的是長江之坐上輪渡，望著眼前的江水，飄浮的水汽按摩著毛孔，滋潤著皮膚，就覺得“焦山這個名字有些“火”氣，和這寬廣的水域有些格格不入。為什么不起一個朗潤些的名字？當然，“焦山”這個名字是有來頭的。東漢末年，一個叫焦光的人曾經在這里隱居，漢獻帝三次下詔讓他出山，他都找出各種理由拒絕了。焦光還算是個明白人、那種自身不保的皇帝，下一百次詔都不應該去的。到了宋代，另外一個亡國之君宋徽宗，不知為什么對焦光感興趣了，為了紀念他，把這座四面環水的島嶼賜名為“焦山”。皇帝賜名，就有些小題大做；讓這樣一座美麗的、帶有濃濃水汽的島嶼姓“焦”，簡直是糊涂和輕率了。

舍舟登岸，迎面而來的是定慧寺。使焦山名揚天下的，不是這座寺院，而是島上的碑林。西安碑林最著名，曲阜孔廟碑林最大，再往下，就數得上焦山碑林了。如果單從書法角度而言，焦山碑林恐怕比孔廟碑林更為重要，因為這里有一件寶貝。這件寶貝，是幾塊刻了字的碎石頭——《瘞鶴銘》。對焦山來說，是鎮山之寶；對碑林來講，為碑中之王；對書法而言，是大字之祖。

    焦山西麓，臨江是陡巖峭壁。峭壁上，有千百年來歷代名人的題刻。《瘞鶴銘》是這些題刻中較早的一種，是古人為了悼念死去的仙鶴而寫的一篇銘文。據說，碑刻高八尺，有一百七十個字。文人墨客喜歡在石頭上題字，大概認為石頭萬年不毀，詩文也可以萬古流傳。但是，偏偏《瘞鶴銘》多災多難。唐代宗大歷年間(766-779)，題刻著《瘞鶴銘》的巖石，竟然崩裂滑坡，墜入長江。為什么會這樣？一說是因為山體遭到了雷擊：一說是因為巖石長期受水汽和風雨的侵襲所致。

    南宋淳熙年間（1174-1189），大概是在冬季的枯水季節，其中的一塊石碑露出水面，有人把它從江中撈出來，樹立在碑刻的崩裂之處。碑上有二十多字，許多人前來觀摩摹拓，有的甚至把字鑿下帶走。石碑的價值也漸漸被人們認可。誰想，數十年后，撈出的這塊石碑又滑落江中。這真有些奇怪了，仿佛命運專門和這塊石碑作對。到了清朝，一個與《瘞鶴銘》密切相關的人物出場了，他就是陳鵬年。

    陳鵬年(1662-1723)是清初大臣，湖南湘潭人，擅長書法。當過浙江西安知縣、海洲知川、江寧知府、江蘇布政使。這個人是有名的清官，秉性剛直，敢于任事，不畏權貴。在江寧任上，因得罪總督阿山，被關進監獄，江寧的商民群情激憤，因此罷市。任江蘇布政使時，又得罪了總督噶禮，再次被誣下獄。鎮江百姓奔走呼吁，鬧得沸沸揚揚。這兩次冤獄，都是康熙下旨為他平反昭雪的。晚年，陳鵬年官至河道總督兼攝漕運總督。康熙六十年(1721)黃河決堤，在治理河道工程中，陳鵬年親臨工地，整頓河務。最終因操勞過度，積勞成疾，雍正元年歿于職守，終年61歲。

    陳鵬年被兩江總督阿山誣陷而去官下獄，得到平反后，重新做官來到鎮江，時間是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前后。經過一場大的劫難，好比生了一場大病，可能有一個調養時期。陳鵬年文人的積習顯露出來，他干了一件“閑事”——組織人打撈《瘞鶴銘》碎石，三個月撈出了五塊石頭，粘在一起，移放在觀音庵中保存。

    應該說，陳鵬年是一個地道的知識分子。凡是當清官，當忠臣的，都是地道的知識分子，即所謂的“書生”，老百姓謂之“書呆子”。太靈活、太圓滑的人，往往以自我為中心，人世深，心機也很深，“清”和“忠”，對他們來說，是毫無用處的，甚至是累贅。

  1937年冬天，日軍攻陷鎮江，數次派人到焦山尋找《瘞鶴銘》，但都無功而返。原來，定彗寺的法師和方丈，料定日本鬼子一定要來搶奪《瘞鶴銘》，提前把它埋藏在地下了。抗戰勝利后，才重新挖出。1960年，重建碑林的時候，《瘞鶴銘》被移到寶墨軒；2002年焦山碑林擴建，專門為《瘞鶴銘》修建了陳列廳，予以特殊的保護。

    《瘞鶴銘》的字是活的一筆一畫都有生命，字字有飛動之勢，猶如一個個的人在那里列隊，但是還沒有得到什么指令，大家在自由地交談、嬉笑。一個個姿態各異的生命體沖擊著我們的視覺，它們的身體是開張的，生命力是膨脹的。

    《瘞鶴銘》的書法藝術受到重視是在宋代，第一個對它作出評論的是歐陽修，說它難得，并以為奇。最為推崇這方碑刻的是黃庭堅，說它是縝密無間，勢若飛動，是“大字之祖”。宋朝的曹士冕說它“筆法精妙，為書家冠冕”。明代顧元慶認為《瘞鶴銘》“不在《蘭亭》之下”；王世貞認為“此銘古拙奇峭，雄偉飛逸，固書家之雄”。翁綱說：“六朝諸家之神氣，《瘞鶴銘》愁舉而淹貫之。”

     黃庭堅的書法，長槍大戟，縱橫奇崛，雄渾大度，筆勢開張，吸收了《瘞鶴銘》中宮向外擴展，內緊外松的特點，形成了具有鮮明特征的“黃體”，黃庭堅也成為學習《瘞鶴銘》最成功的一位書家。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在焦山讀書時，與《瘞鶴銘》朝夕相伴，對它癡迷不已，他的“六分半書”，隸楷結合，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瘞鶴銘》的影響，吸取了它的營養。

    瘞，就是埋葬的意思。《瘞鶴銘》就是為悼念仙鶴而寫的銘文。有人說，干這件事的是書圣王羲之，有人說是南北朝時期的陶弘景，還有人說是唐朝的書家。

    王羲之一生喜愛鵝。有一次，他來到焦山，看到空中飛舞著兩只仙鶴，姿態優美，心有所悟，于是向定慧寺長老提出要用自己的書法作品換取這兩只仙鶴，長老爽快答應了。王羲之因為有其他的事情要辦，只身離開。一個月后，他返回焦山，準備領走那兩只仙鶴，不料，兩只仙鶴已經死掉了。王羲之很傷心，在埋葬仙鶴的土丘旁進行憑吊，并寫下了《瘞鶴銘》。

    這自然是一個美麗的傳說。從內容上來看，《瘞鶴銘》是道教的東西。王羲之是道教徒，《蘭亭序》就充滿了道家思想。但是，單憑這一點，還不能判定作者就是王羲之。陶弘景也是著名道教徒。王羲之沒有留下自己的真跡，他的名氣大，與鎮江又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鎮江人更希望《瘞鶴銘》的作者是這位書壇第一圣人。

    陶弘景(456-536)是南朝齊梁時著名道士、醫藥學家、煉丹家。字通明，自號華陽隱居，丹陽秣陵（今江蘇南京）人。年輕的時候，陶弘景當過一些小官，但是官場傾軋，仕途不利，心中很是郁悶。于是在齊永明十年(492)，上表辭官，跑到江蘇句容茅山隱居起來，一下就隱居了四十五年。

    梁武帝蕭衍即位(502)后，推行佛教，“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遍地都是寺廟。但是他對信奉道教的陶弘景十分推崇，屢次請他出山，陶弘景都婉言謝絕，還給梁帝寫過一首詩：“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遇到國家大事，梁武帝還是想方設法征求他的意見，當時的人稱陶弘景為“山中宰相”。

    陶弘景是有名的書法家，年輕的時候，主要學習二王書法，晚年隱居茅山后，收藏了楊羲、許謐、許邁等人的真跡，這些人既是道教清派的創立者，也是晉朝卓有成就的書法家。陶弘景心摹手追，頗有收益，他融化了漢晉、南朝用筆渾厚、結體勁密、筆姿舒長的風格特點，博采眾長，融會貫通而自成一家。從字體的風格上判斷，現在人們更加傾向《瘞鶴銘》的作者是陶弘景。傳說，天監十三年（514年）陶弘景為悼念死去的仙鶴，寫下了《瘞鶴銘》。

    《瘞鶴銘》的名氣為什么這樣大？其實，這是一種殘破意識在起作用，殘破就意味著不完整，意味著美的喪失，意味著遙遠，這種永遠得不到全璧的東西，與我們有著巨大的時空距離，于是不免朦朧起來，因此，越是殘破越是美。

《瘞鶴銘》存字（53圖）